就读名校—北京四中
何乃华(58届初中校友)
 

    我对北京四中的印象来源于“官园体育场”,即现在的“官园儿童活动中心”旧址。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来北京后(小学六年级时,全家随父亲由山东迁京,)找不到活动场所。听人说离我们家不远处有个“官园体育场”,于是我就时常去练练腿脚。那里经常举行足球赛。当时还没有“甲A”“甲B”之类,但却有几个球队时常比赛。是什么人或机构组织的我不得而知,印象中似乎还有私人组织的球队,比如“紫光队”、“兄弟队”之类。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四中队”。他们穿着紫红色的球衣,胸前“四中”两个大黄字十分突出、耀眼,大有如今“中国”国家队的架势。四中队是当时唯一与那些成年人拼打的中学生球队,而且成绩不俗。四中的守门员、“大左”以及“小左”等等在当时北京的足球界颇有名气。我从“官园”还得知:“北京四中”是全市拥有最大操场、体育运动水平最高的中学。所以中考报名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四中”。

  报考后,我才知道:四中的来头儿很大,是北京最优秀、最难考、“学习好、体育强”的中学。有一句话叫做:“不会席莫松,别想上四中”,因为几何学里有一条“席莫松线”,有多种求证方法,四中的学生必须全都掌握。另外,四中素有“清华、北大附中”之美誉,因该校毕业生考上该两所名牌大学的比例甚高。

  报名后,首先在我就读的小学里引起了议论,因为我刚来北京不到一年,满口的山东腔调时常被人看不起;然后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大院里,院里的几家人听说我报考四中,多以怀疑或不屑的眼光相视,尤其是已经上中学的顾家老大和后院的毛头。据说他俩报考四中落第后,才分别上了三十五中,和八中。本来我想得十分简单,只不过看上了四中的大操场,绝对不知“四中”还有这么多说道,是全市最难考的中学。知道这些之后,我也有所担心。爸爸却说:“我看你能行,放心地去考,考不上四中也会有别的学校上。”考试那天,临出家门前,爸爸特意塞给我一把水果糖,笑着说:“不用紧张,你一定能考上!”

  考场在教学楼的二楼,我的座位正好靠窗户,可以看见大操场的全貌。看着窗外,我已经想象自己如何在跑道上奔跑了。发下试卷后,取钢笔时,我想起了水果糖,于是就掏出了一块塞到嘴里,顺手把包糖纸从窗口扔了出去。监考老师恰好发现了我的举动,他冲我摇了摇手指,但面部表情十分慈祥,转身之前还和善地冲我挤了挤眼。我原本略有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四中老师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如享受糖块一样温馨。我神闲气定地拧开钢笔,一面吮咂着糖块,一面埋头答卷子…。考完后,我感觉特好,自认一定能够考取。别人问我,我就说:“差不多!”

  发放录取通知书那天,正好“毛头”碰到邮递员。他拿着印有“北京四中”的信封不无钦佩地对我说:“你真行,考上四中了!”为此,院里的人们对我们家又多了一份尊重。后来,“毛头”也考上了四中的高中班,不过那时我们已搬离了那个大院。

  四中是北京市最老的中学之一,全称是“北京市第四男子中学”。现在仍叫“北京四中”,不过已经是男女合校了,而且仍是北京中学里的佼佼者。

  我虽然只在四中读了三年初中,但深深感到“北京四中”的的确确是一所高质量的好学校。我为“四中”总结出下述几条:起点高、师资强、严要求、全面发展、目标明确。

  起点高是很明显的事实。因为考进四中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者。

各有特点的教师

  师资强,是四中与其他学校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四中有几位老教师是北京市教育界不折不扣的大家。教物理的有个刘老,据说,他毕业于“四中”,读完大学之后又回到“四中”教书。儿子都当了大学教授,大学请他,他都不去,宁可在四中教书。

  四中的老师有个特点:上课不打开课本;但是,将翻卷了边的课本装在兜里,课堂上的45分钟,他们掌握得恰到好处。讲解时口若悬河、妙语如珠,把学生的兴趣调整到了最佳状态。做习题时丝丝入扣,令学生理解透彻。下课铃声一响,恰好准时结束。学生在课堂上几乎完全掌握了授课内容,课下练习只是小小的补充。

  四中的老师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个个学识渊博、充满自信,他们的的确确是自己领域内的佼佼者;然而,又各自有其特点,有的甚至可以冠以“怪”字。在他们面前,你一定会相信:你所学到的就是最深刻、最透彻的东西。

  教地理的王老,是四中的著名“老”之一。他讲课,简直就是在说单口相声,旁征博引、包袱层出,把本来死板、枯燥的内容讲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讲西北沙漠和黄土高原的情景:王老突然用手往地图上一指,大声说道:“请看,我国的西北部,那里是黄…不…拉…擦的一大片……”他讲解了地理、地貌的形成,并讲述了楼蓝古城的神秘和诸多探险失败的外国人、中国人。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塔什拉干大沙漠以及楼蓝古城的神秘面纱很可能会在你们手中揭开。同学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但愿老朽的我,能够等到那一天!”

  多年以后,我出访欧洲,第一次飞越西北大沙漠,从机窗俯视,望着浩莽的砂丘,竞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以至于引来了邻坐惊诧的眼神。他那里知道:我触景生情,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王老慈祥的面容:眼睛调皮地眨了眨、夸张地张大了嘴…我似乎听到:“黄…不…拉…擦的一大片…”此后,只要进入这段航道,此情此景就会浮现于我的脑海。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享受,重温少年美好时光的享受。

  年青的历史老师正好就姓史,面容消瘦、五官棱角分明,留着长长的大背头。从上第一堂课开始直到我们毕业,他进门第一件事就是低着头在教室走来走去的点名。开始是照本宣科,后来就是背诵,全班五十四个学生:“赵仁圭、张孔善、邓士锦……”由于他的点名至今我仍记住了这前三号学生的名字。其实,三号应该叫邓士棉,名册上印成了邓士锦,史先生也就“邓士锦”地照本宣科,以错就错地叫下去,以至于我们以后也将三号叫成邓士锦。他嘴快得像机关枪,我们根本来不及应答。其实,他根本也不在乎我们的反映。点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例行程序,或许他借此调动情绪、酝酿感情。从头至尾唱完名字后,他略加停顿,“啪”地一声合上名册,抬起头、大背头一甩,嘴里冒出一个学号来,比如:“一号!”身为一号的赵仁圭就喊“到!”,接着就起立。史先生根据上堂课的内容抛出一个问题,让一号回答,本堂课就以此为开端。历史本来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他以生动的故事讲解史料,归纳出问题师生相互讨论、有时甚至是激烈地辩论,一堂课下来,不少人口干舌燥。

  物理老师张升,也是个年青教师。初二到初三,他做过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我最佩服的老师之一。第一次见面,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说了如下的开场白:“这是我的名字,我不用我教,你们都会认、都会念。我和《西厢记》里的男主角同名,但是和崔莺莺小姐一点关系也没有。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希望我能升官发财。可是我不争气,成了你们的老师。今后,你们可以叫我张先生,也可以直呼这两个字。咱们不仅是师生,还是朋友,不要以为我是在管教你们。其实,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我相信咱们会合作好,合作得愉快。”

  他像其他四中老师一样,衣兜里装着一本破烂的“物理”,但从不掏出来。与其他老师相比,他在课堂上是讲话最少的人。一进教室,我们起立、坐下,他全不顾,径直走到黑板前,列出两、三道题,叫两、三个学生上去解题。答案对、错,他不评判,而是让下面的学生评说,只在关键的地方他才简单地讲解几句。试验课,他几乎从不亲自动手,而让我们分成几个组从头到尾做。最后,让一个组在黑板上写出报告,由大家讨论,他简单的做结论。

  他几乎不留什么课外作业。期末复习时,他就出三、五道大题目,然后告诉我们:不用看课本,只要把这几道题做出来,全学期学的东西就都会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

  张先生与众不同的是,他主张:“一心可以二用”,上他的课,只要不影响别人,可以看小说或作别的功课。他还坦言:他自己上学时,就经常偷偷地在课堂上看小说。“但是…”他强调地大声说:“我的物理课你可以不喜欢,但必须考试及格。其实,学一门不太喜欢的功课,能考及格,就够了。”

  如此公开主张的老师,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张升老师如果不是绝后,似乎也应该是空前的一位。听说,后来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还有一位文学老师,姓线。当时已有五十来岁,他的古文造诣极深。上诗词课时,他甚至带来胡琴,自拉自唱。届时,他摇头晃脑、眉飞色舞,令你身如其境地理会了古人的情感和诗词的意境。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们,似乎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们的生平在他口中,生龙活现。他主张文字一定要简练:用最少的词语表达最明白、最清楚的思想。至今我仍然记得,他介绍范仲淹生平的开头:“幼时家贫,常常吃粥,不以为苦…”

  大部分学生为作文而苦恼;在他看来,作文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容易的不能再容易了。他说:“作文就是写话。拿到一个题目,你就按照这个题目去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换成了调侃的语气:“不过,在课堂上,你只能在心中默言,不要讲出声音。否则,别人会把你的话抄下来。判卷时,我如果发现内容、文字完全相同的作文,我统统视为‘抄袭’,一律奉送鸭蛋。原因很简单,我无法判断,也无须判断,到底谁是伟大的原作者。”最后,他笑着加重了语气:“同学们,作文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门功课。只要你会说话,你就会写作文,把你要说的话写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仔细想一下,钱老师对作文的注解实在经典、透彻、明明白白。在他的教导下,作文对我们不再是一件难事、苦事。

体育强校

  “学习好,体育强”,是四中的两大王牌,在当时的北京中学界无出其右。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个学生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学好功课。每届中学生运动会四中总是男子团体总分第一名。一九五七年,我上初三时参加的那一届,增加了以体育为专业的体育中专和体院预科,还有后来崛起的一零一中,三者均誓言与四中争雄;一零一中甚至特别向大会要求:将该校的运动员安排在四中运动员的左右,以争高下。最后,他们全都败下阵去,四中仍然获得男子组团体冠军。

  全市中学生所羡慕的四中大操场,当然为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像其它科目的教师们一样,四中的体育教师每人都有一手绝活儿,而且均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体育界名声显赫的人物,他们才是“体育强校”的保障。

  体育教研组组长是一个年纪较大的李姓教师,年青时在亚洲运动会上拿过长跑项目的名次。他的得意门生逢铁权,在数千人参赛的北京市第一届春节环城赛跑中,是唯一登上领奖台的中学生。韩茂富先生则是中国篮球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曾是全国运动会的篮球裁判长,其裁判能力曾得到贺龙元帅的赞赏;四中的篮球队一直在市里名列前茅。小个子迟文德先生是国家级足球裁判,正是他所训练的足球队把我吸引进了四中。一个大个子姓吴的老师是国家排球裁判,四中的排球队同样所向无敌。还有一个姓叶的老师是田径教练,一次踢足球时,他发现了我的短跑能力,就把我招进了田径队练习短跑。一九五七年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他力排众议,让我参加了4 X 100米接力,并让我跑最后一棒,因为我冲刺能力强;跑第一棒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导演的彭宁。我在体育中专、体院预科,以及101中代表队的夹击下第一个撞线到达终点。他还推荐我进了设在先农坛体育场的市业余体校。在体校的一次比赛活动中,郑凤荣打破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我在短跑方面曾有一点成绩,就得益于这些锻炼。最主要的是,我至今仍有比较康健的体魄。

全面发展的沃土

  由于应试教育的需要,大部分学校都偏重主科,而忽略所谓的付科。其实,中学时代是年轻人打基础的时期,他们需要全面、稳固的素质基础。所谓的付科,对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对孩子们今后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特长发展十分重要,四中在课内、课外对此均十分重视。四中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实在是学生们发挥个性、滋养才能的一片沃土。???

  四中毕业的学生中涌现出了各类人才: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运动健将、演员以及艺术家,当然也有出色的劳动者。我想,这决非偶然,而是“全面发展”的教学思想的优良成果。

  四中的教学内容大部分都能在课堂上完成,课外作业很少。学生的业余活动时间就多了:周一至周五下午只有两节课,其余时间以及整个周六下午均为课外活动。兴趣小组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最佳方式。在四中,学生们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追逐自己的理想甚或梦想。

  由于认识吴小昌(吴后来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我喜欢上了绘画。四中的美术兴趣组的名称是“少年美术家协会”,而不是其他学校通常称呼的“美术组”。你看,四中是多么与众不同,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们四中将培养各种“家”。

  写生,画石膏像、静物、模特等等基本训练,锻炼了我的欢察能力;对色彩的运用则丰富、提高了我的审美和鉴赏能力,这都使我终生受益。我最终未能成为画家,但在后来的各种频繁而沉重的社会实践、“改造”活动中,画壁报、写标语不仅显示了我的才能,而且令我比他人“轻松”许多。

  可惜,参加工作后我没有机会重拾画笔,随之不停的搬迁,旧日的画作均不知所终。令我欣慰的是,后来又在旧物堆中发现了初二时所画的一幅油画,那是我参加“少年美展”的获奖作品:一枝水仙、两个萝卜。吴小昌教授对这幅静物的评语谓:颇有荷兰画派的风韵。这幅画作,是我曾在北京四中为“少年美术家”的唯一物证;也是我在孩子们面前炫耀“少年狂”时的唯一标本,它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除了通常的兴趣小组,诸如美术、音乐、舞蹈、生物、气象之类,四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超前意识的兴趣活动。例如:当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四中竟有一个“汽车组”。不知从那里搞来了一辆破汽车,在老师的带领下,边研究边修理,而且在操场边上练习驾驶。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才开始汽车梦;而四中学生的汽车实践却整整提前了半个世纪!

  四中校内面积大、院落多,且以平房为主,因而墙壁就多。很多墙壁被涂成了黑板,遍布校园的板报是四中的一大特色,在这里看板报实在一种享受。板报均由同学们自己编绘,每周更换一次,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包:政治时事、文艺、物理、化学、天文、动、植物、卫生常识…各个板报之间互相争比。有一个叫曹大士的学生,专画漫画,水平极高,深受欢迎,每当他拿着粉笔做画时,观众已经云集。他的画风与当时北京日报的著名漫画家李滨声颇为相似,所以人称“小李滨声”。反右时,李滨声被打成右派。我上了外贸学院以后才知道,先我几年进入学院的曹大士学长,也被打成了“右派”。

  学生的任务是读书,这自然也包括读课外书。四中图书馆的藏书之巨,在全市中学当中数一数二。对我来说,四中的图书馆特别值得一提。入校后过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去图书馆还、借书。当从窗口取书时,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我伸手取书时与发书的老师直面相对,两人都不由地一愣:我兴奋地低声叫:“老师…”他却眉开眼笑地放低了嗓门慢条斯理地说:“我知道,你喜欢吃糖!”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曾向爸爸谈起过考试吃糖的情景。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考试发挥得好,考上了四中,多亏监考老师的和善、宽容,开学后你应该向那位老师表示谢意。” 自入校以来,我就希望见到那位老师,但始终未能谋面,以至于我以为他可能是临时监考的外校老师。没想到,突然狭路相逢、零距离相对。

  后来才知道:那位老师是图书馆的负责人之一,主要任务是进新书、编书号,一般不和学生直接打交道。我信奉“开卷有益”,因而时常出没于图书馆,由于那个戏剧性的情节,与那位老师的关系就多了几分亲密。相熟之后,我甚至有了直接进书库的特权。当然,我也时常帮助他干一些整理、搬运之类的体力活。他也时常向我介绍一些书籍,甚至将尚未编号的新书提前借给我。由于他的关照,在四中三年期间我大概比一般同学多读了不少书。

我的耻辱

  一个满校秃小子的男子中学被称为“体育强校”,也许不足为奇。然而,对音乐和文艺活动的重视程度如此之高,成果如此显著,就不得不令人惊奇:四中的合唱队经常拿到比赛的奖旗。四中的“男爷们儿”,在全市文艺会演时,创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超越女子的奇迹:两位学生化妆成女孩子跳婀娜多姿的印度舞,竟然拿了头奖。

  所以如此,应该感谢一对音乐夫妇所付出的辛勤劳作。男的姓凌,女的姓什么我忘记了。低年级由女老师教,高年级由凌先生教,课外文艺活动由他俩共同辅导。多年后,成立“东方歌舞团”时,国家文化部将凌先生调走,这足以说明了他们专业的高水平。四中不仅按照教学大纲教学生简谱,而且还教“五线谱”。这在当时的中学里是极其少见的。

  凌先生夫妇所举办的音乐欣赏是四中十分亮丽的一个光环:阶梯教室里人满为患,除本校师生外,挤满了外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学校对面的医学院里的大学生。有时凌先生弹钢琴,夫人演唱,有时放唱片。当时的留声机效果不好,但凌先生夫妇的讲解却引人入胜。凌先生气质独特: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庞、谈不上茂密的头发略有卷曲、尖鼻子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目光冷峻,经常穿一件浅色碎格子西服。我印象中,他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穿西服的人。但我从未见过他扎领带,洁白的衬衫领口敞开着,锁骨和喉头结显露无遗。弹琴时,肢体、面部表情均随旋律而动,时尔舒缓、时尔激烈…直到现在,每当我欣赏音乐时,凌先生的音容相貌就立即活生生地浮现于我的脑海。其实,即使仅从相貌来看,他的确有着与莫扎特、贝多芬以及施特劳斯几个大师相通相似的地方。多年后,当我在维也纳的公园里,面对着前辈大师的金色塑像时,我立即想起了凌先生。此时,我才明白:他与众不同的气质,应该归类于艺术家的浪漫和潇洒,按现今年青人的时髦说法,应该就是所谓的“酷”和“帅”。

  在那个时代,一般中学生很少有机会如此身临其境地欣赏高雅音乐。四中学生因凌先生夫妇而幸运,他们不单纯地教我们唱唱歌,而是将我们引入了高雅的音乐殿堂,欣赏、享受音乐。与其他中学生相比,我们掌握了诸多音乐知识:交响乐、奏鸣曲…在讲解小夜曲时,他以一对恋人在北海公园幽会为例,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我对西方音乐一知半解,尤其对交响乐和钢琴曲有一定的欣赏能力,应该感谢凌先生夫妇。

  然而,有一件事令我至令感到内疚和羞愧:初三时,正值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接踵而来的“反右”。大概是受当时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我们班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体育教研室的墙上,批判凌先生的资产阶级情调。因为采用了打油诗的形式,语言尖刻,引起了轰动,观者云集、议论颇多。其中就有一句:“白塔尖上等得慌”。我是那张大字报的始作俑者之一。

  过去,我们的各类“运动”太多、太频繁,确实“整”了不少人。对此,中央已有定论,无须我饶舌。“整人”一词大概是我们特有的一个政治术语,在其他语言中很难准确地找到相对应的词汇。运动的参与者中,大多是善良的追随者,然而也确有阴谋、野心家,另外也有一些可以被称为“帮凶”的起哄的好事者。当时,我们应该属于最后一种。而起哄给被“整”者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更加难以忍受。随之年龄、阅历的增长,我认识到:这其实是我成长道路上所干的一件蠢事、错事,是不应忘怀的耻辱。遗憾的是,我竟没有机会为此而向凌先生道个“对不起”。就让这个遗憾和耻辱留在我的记忆里吧!一个人,时时有一点自悔、自责,应该也是好事。

严要求

  四中十分注重多年所创立的“学习好,体育强”的良好名声。因此,有一个硬性规定,即学习成绩有三分之一在三分(及格)以下,不能参加学校代表队。前面提到的那位“小左”,就曾因此被排斥在学校代表队之外,时间长达一年以上。别人练球时,他急得在边上打转,而且还得听任我们这些好事者的指指点点,偶尔踢上一脚别人的漏球,他就乐不可支。直到他发奋努力,把功课赶上来之后,才重新穿上校队服装。这一严格的规定,保证了“学习好,体育强”的良好校风。

  严格要求首先是从校长开始的。当时的校长名叫温寒江,名字已经令人多思;体型则更引人注目:个子不高、脑袋很大、前额突出。不知是老师还是学生,送给了他一个含义深邃的外号—“苏格拉底”。据说他突出的前额与那位著名的希腊哲学家颇为相似。这或许有某种开完笑的成分,不过我们提及这“苏格拉底”时,却满怀敬畏。

  温校长不苟言笑,永远一幅严肃的神态。经常背着双手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有时会静悄悄地走进一间教室坐下来听课。此后一定会对授课老师做出评说。每一个老师对此均十分重视,因为温校长一向言之有物。食堂的剩菜、实验室里的灰尘也都难以逃过他的目光。

  温校长一般不直接训斥学生,发现问题他会去找主管的教师。但是,有两种情况,他绝对不能容忍:一是“四中”的荣誉不能破坏。曾有人带着校徽在校外打架,造成恶劣影响而受到处分。二是决不容许学生对教师不尊重。如发现谁不尊重老师,他会毫不客气地当场进行训斥。我们年级有一个学生,在校园里见了教“动物课”的老师,恶作剧地怪声怪气地叫了一声“动物老师”,并夸张地深深鞠躬九十度。这小子活该倒霉,让温校长撞个正着。不仅当场被训斥的无地自容,公开赔礼道歉,而且还给了一个正式的警告处分。

  至少我在校的时候,四中的成就与“苏格拉底”校长密不可分。后来听说他犯了错误,被下放到实验中学,即师大女附中去做了校办工厂的厂长。当时我就想:看来不应该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否则不会将其发往美女如云的地方。或许又是一个冤假错案?再后来,又听说,他成了北京教育学院的院长,我为他庆幸,更为四中高兴。

  “四中”教师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是形成良好校风的关键。在课堂上不打开课本,需要课下认真仔细的准备;四十五分钟掌握得恰到好处,则需要精密准确的设计;学生在课堂内基本掌握所学知识,则需要授课内容科学、缜密的浓缩。如果一位教师做不到上述几条,他就在教师和学生中失去了威信,就很难在四中立足,被淘汰是必然结局。在当时,能在四中当老师,在同行中也是一种荣誉。教师们实际上已经处于竞争上岗状态。

  顺便说一件趣事:当时四中传达室有一位胖胖的关姓老头,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角色。全校上千学生,他未必能一一分清张三李四,但外来者却难以在他眼前蒙混过关。传达室后面是存车处,数百辆自行车,他清楚地知晓哪辆车属于谁;推错车或互相换车,他就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来。开始我不相信,后来试验过几次,故意与别人换车,都被关老头抓个正着。你看,四中的传达室老头都如此尽职尽责,何况校长老师乎!

  教师的能力和水平,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之中。教师之间有所竞争,学生也如是。学生进校时早已经过严格地挑选,每个班的学号编排亦大有讲究:前几个号码是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编排的。班上的一号学生,一定是入学考试分数最高者。我是42号,全班一共五十四人。我明白:自己在班里属下游,为了不永下游,自然就要更加努力。编排在前面的学生为保持自尊,也需不断努力。于是班内就形成了竞争的态势。我们的一号赵仁圭始终成绩优秀,尤其是文学。近来,我在“读书”上时常看到属名赵仁圭的文章,他是师范大学的中文教授,是启功先生的得意门生。虽然我已近五十年未曾与其谋面,但我坚信:这位赵仁圭教授一定是我们班的那位一号才子。

  北京四中的名气很大,一旦考上四中,原来的同学、家长、邻居以及周围的人都会高看你一眼、对你就有所期望。这自然而然地给你一种压力,迫使你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学生戴着“北京四中”的校徽,在社会上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社会自然也就对四中的学生形成了一种舆论,形成了一种监督,迫使四中的学生自律。我就曾亲身体验过这种事例:胜利电影院离四中不远,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有学生场,我们时常去看电影。有一次,我们在排队买票。有几个孩子向前挤,企图夹塞儿。女售票员忽然把手从窗口伸出来,并大声喊道:“排队,排队,你们到后面去排队!没看见吗?连人家四中的同学都在好好地排队。”北京四中似乎成了全市中学的标杆;四中的学生就应该是中学生的榜样。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舆论,一种氛围。四中的学生不自我严格要求行吗?有人说,四中的学生“傲气”、“狂”;我宁肯说,这是一种自尊、自信、自重。无论如何,四中的学生有一种自律精神,这决不是坏事!

  当时,四中还有一个在今天看来值得商榷的怪现象:有些品学兼优的高三毕业生宁愿留校当老师,也不愿升大学,留在四中当老师是一种十分光彩荣耀的选择。他们大多数从事教学,而且水平绝不低于分配来的大学毕生;也有个别的从事行政,亦成绩斐然,一个叫刘铁岭的留校生后来成了四中的校长。这或许与当时整个社会师资力量缺乏有关,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四中学生本身具有的学校荣誉感。今天看来,这种近亲低水平繁殖的现象绝对不值得提倡。社会不断进步、科技飞速发展、知识日益膨胀,为人师表者在德、才、智,诸方面必须具有更的高水平,更宽广、深邃的视野。

目标明确

  北京四中的教学目标十分明确,即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所以,四中被称作“清华、北大预科”。当时,好像清华、北大都还没有开设附中。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培养“精英”。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进入四中的学生已经就是百里挑一的尖子生,已经是精选的英才。四中学生自己心中的目标也十分明确:今后要上名牌大学,要成为各种专家、学者。别忘了,四中的课外美术趣味组就堂堂正正地叫了“少年美术家协会”。

  每年高考,四中的升学率都名列前茅。四中老师升学考的押题率,一直令人惊羡。在升学考试前由老师出一部分题目,作为考试试卷的参考,这就叫做“押题”。四中的押题,中标率每年都十分高。因此,每年高考前,四中的阶梯教师就被高三年级占据了专用,且人满为患。除本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不少外校的老师也赶来参加四中的复习辅导课,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来抄下中标率较高的复习题。因而四中的复习题往往成了各校毕业生的抢手货。不仅高考如此,就连初三年级的复习题,对其他学校也颇具吸引力。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在外贸学院预科数学入学考试前十分钟,我为两个考生讲了三个数学题。进场后,竟然发现其中的两道赫然试卷之上。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押题中标率高,自然是教学目标明确的一个突出表现。

大四中主义

  这个题目,按时间顺序应该在回忆到外贸学院工农预科时出现,因为这是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为了完整地把北京四中的章节写完,我特意把它提到了这里。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八年,北京外贸学院召收了第一届预科生,为突出政治,命名为“工农预科”。学生入校后,正值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如火如荼,学院本科学生和大部分老师均不在京。预科无法开课,也没有划分班级。集合时为了方便,召集人就喊了一嗓子:“按原来所在的学校排认:一中、二中、…”等叫到“四中”时,呼啦啦站出了一大长串,报完数,整数二十名。这一数目远远超出其他中学,四中又突显、风光了一把。本来不在同一个班的校友,现在却集中到了一起,劳动时和劳动之余自然是侃大山、瞎吹牛,话题当然离不开原来的学校。四中的学生本来个个都有一股豪气,如今二十个人聚集在一起,那股豪气也就有了冲天的气势;旁观者难免有所侧目。

  等正式开学后,学生的学习情况逐渐明了。外语对当时的中学生来说是全新的课程。四中的学生基础好,接受能力强,很快就在各自的班里冒了尖。当时几个语种的佼佼者几乎都有四中的毕业生。虽然分在了不同的班级,开学初期,新朋尚未形成,旧友自然多有往来,难免给外人以“抱团儿”的感觉。口无遮掩的年青人免不了说三道四,以四中的标准议论老师、同学。

  经多年的政治、组织教育,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养成了积极靠拢领导的习:反映、汇报周围情况的习惯;在我们这个小生产习气浓厚的社会环境下,嫉妒就如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向优秀者发难。反映、汇报和告密、污陷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被混杂在一起;领导一时难以泾渭分明,有些领导甚至习惯于偏听偏信。我相信,这也是酿成某些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五八年正值反右斗争之后,政治教育加强,不知什么人对四中的毕业生做了一个政治结论,叫做:“大学生中间的右派当中,四中毕业的,数量多、质量高。”外贸学院就有一个曹大士为典型,这位曾名噪一时的小李滨声,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贬为猪官儿。

  我们这二十个四中毕业生,个个被认为:目空一切、骄傲自大。而“骄傲自大”,据说是所有右派分子共有的特点。于是预科领导就针对我们开展了一次批判“大四中主义”的“活动”。我不说是“运动”,因为叫做“运动”肯定有点夸张。好在我们就读的是“工农预科”,大家都是以政治、出身为第一标准挑选进来的。经过几次会议,我们减少了不同班级的横向接触,各自在班级里做了检讨,也就算过了关。其实,时间长了,本班级的同学相熟之后,横向接触也就自然减少,此后再也无人提起“大四中主义”。不过,“骄傲自大”这四个字,却时常出现在我日后的鉴定评语之中,其他十几位,情况也如是。看来,那次批判并没有起到终生免疫的作用。现在看来,“骄傲自大”这顶帽子对四中的学子来说,不尽合适。自尊、自重、和自信并非自大,年青人充满豪气,那怕略微狂放一点并非坏事。诗仙李白自称是“狂人”;毛泽东也曾被认为“狂妄不羁”。何况,我们毕竞是百里选一的北京四中的学生,偶尔有点“张狂”,应在情理之中。中国是礼仪之邦,谦逊是美德;如果在西方,一所培养了众多精英的学校,或许可以冠以“伟大”做定语。

  我们二十个人从外贸学院毕业后,进入了不同的外事单位,如今大多己退休,个个均曾有所作为。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满嘴白沫地发动批判“大四中主义”的那位政治辅导员,却在驻外使馆任内,弃国而去。

  从四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虽然有几次经过门口,那座别具一格的水泥门楼激起了层层回忆的涟漪…曾两次接到校庆活动的通知,正好有事不能前往。此后,再也没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过“大四中主义”的提法。今天已经难以、也无须评说批判大四中主义的活动是否正确。但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一件事情一旦上升到“主义”的高度,决不能认为是小事一件。一个中学的二十来个初中毕业生,同时走进了另一所学校,而引起了将原来中学冠以“主义”的批判,我斗胆说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不是“绝后”,也肯定是“空前”的事件。这本身肯定应该能够说明一点什么,或者给我们一点启迪和思考。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世纪伟人邓小平说过:“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直到今天,有关“教育改革”的争论仍在继续。大学已经开始注重树立“名校”的声名和威望。中学、小学能不能造就一批名校呢?我在英国参观过“尹顿公学”,这是一间名校。英国的好几位首相就毕业于此。拿破伦败走滑铁炉,有史家称:拿破伦败在了伊顿公学手里,因为联军总指挥惠灵顿和手下的几位将军都是伊顿公学所培养出来的精英。

  最初,这里却是一所专为孤儿设立的学校。我参观时,英国的王子还没有进入该校。当时我就问校长,王子能否进入该校?校长干脆地答:“那要看他够不够条件。”全世界都知道:“伊顿公学”是英国人从小学就开始培养社会精英的学校。难道只有资产阶级才有精英?

  我不是教育家,只是在自己的回忆当中回忆到了使我自己受益良多的北京四中。我相信,教育界的专家们应该能从“北京四中”总结出一点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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