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的一九四九
郑权东(50届高三丙班校友)
 

  在北平解放前,我属于冀热察军区“平津工委”。1948年在沙滩北大西斋宿舍,由我的直接领导人鲁刚同志介绍入党。我当时主要社会活动是“交通”和联络。我的社会身份是国立北平高工的学生。

  北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3月经党组织批准,到北京四中插班。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四中党支部。张镜同志和我谈话后编入高二丙班学习。直到1950年5月调我到中央团校学习离开四中。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四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第一届党支部的建立。1949年3月北京市军管会派人接管四中,随即建立了中共北京四中党支部。首届党支部共有党员9人。军管会派来的干部中,党员有张镜、王笠夫、孙逊,他们是穿着灰制服戴着臂章的,还有李复生(他身穿黑制服)和王道先,四中的地下党员有程昭武、聂大江、赵国基(很快调离了四中),另有3名地下党员,我来时已经调走了。我是新调来的。冯谷增(女)是光华女中的地下党员,编入四中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党支部建立后在同学中发展了4名党员,有苑赫宗、刘铁岭、沈国威、鲁旭威,1949年末四中党支部共有13名党员。

  1949年7月1日,四中的党组织公开了,在二门进门南侧的一间房作为党支部办公室。房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中共北京四中党支部。办公室内设两张床,聂大江和我住在里边。当时北京市委还没有自己的党刊,河北省委的《建设》发到县团级,四中有一份,由聂大江保管。聂大江对我说:“保管,不能看。”

  四中党支部党员虽少,但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作风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在教职员工和同学中颇有威望。

  张镜任党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他是地专级干部,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程昭武和我曾在他的宿舍,看过他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时作的数学作业,工整的笔记反映出他学习用功,是个好学习有较丰富知识的干部。张镜主要抓政治思想工作,亲自在大礼堂做报告,讲革命形势和任务,讲革命人生观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王笠夫任教导处副主任,是位和蔼可亲的干部,分管团的工作。他在延安时期在《共产党人》编辑部工作。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说:在延安经常见到毛主席还说:毛主席跳舞,步子走得很自然、随便。他和彭真同志熟悉。李复生任校长,他是北平解放前的地下党员。据说是温泉中学校长,是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工作者。

  王道先年龄较大,任总务处主任。

  程昭武、聂大江、赵国基都是四中的地下党员,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解放前,做过大量的群众工作,办识字班,搞读书小组等等,在四中学生中有良好的影响。在1949年底新发展的党员刘铁岭,学习好、人品好、多才多艺;苑赫宗,学习好,诚实稳重,在同学中也都有良好的影响。

  北平解放后,四中的第一届党支部是一个能团结教育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有力的、坚强的领导班子。他们的工作为四中的迅速发展,誉满全城,成为名校,奠定了基础。

  二、第一届团总支的建立。解放后,四中于1949年4月建团,5月份“民联”转团,5月4日后团组织公开。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张镜找程昭武和我去他宿舍。当时聂大江同志去中央团校学习。张镜同志问我们,要建立团支部,由谁任团支部书记,程昭武同志推荐我作团支部书记,张镜同志同意,就是这样建立了四中团支部。由王笠夫同志分管青年工作,团支部有事由我向他请示。

  在4月份“民联”成员已经开始填写“民联”转团登记表,5月初“民联”转团。在“民联”转团的基础上,团员很快发展到100多人,高中班都建立团支部,有的初三班也建立了团支部,四中建立了团总支部,(当时中学不建团委,大学可建团委)。刘铁岭、沈国威、鲁旭威、张大力、刘化樵等同学都是团干部中的骨干。1950年5月我调离四中时,刘铁岭同志任团总支书记。

  团总支建立后,在初中建立少先队,队员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由龚俊州(后来是吉林省工业厅厅长)任大队长,杨时行同学任副大队长。

  团总支和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教育广大同学学习好功课,带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前线捷报频传,同学们随时集合上街宣传庆祝,团组织和学生会充分发挥了组织作用和带头作用。

  三、第一次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光荣”由口号付诸实践。团组织公开后,由团组织发起,以高三同学方修武、任继尧、王益民等同学为骨干,组建学生社团———“劳动社”。第一件事是出版“劳动”壁报。用醒目的大字报形式,贴在二门对面的墙壁上,主要内容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树立革命人生观,以及同学们的学习心得,参加劳动体会等等。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心学生生活。为了改善同学的伙食,在阜成门附近拨给四中一块地,让学校种菜,学校雇了两名菜农负责育秧和栽种蔬菜的技术指导。在栽秧时,同学们轮流劳动,自带盆筐,运苗、浇水参加劳动。同学们满身泥水,欢欢喜喜,这对当时在城市长大的、草苗不分的同学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和锻炼。劳动中同学们潜移默化地确立着革命人生观。

  种菜需要肥料,同学们天真地想要掏大粪。有一天,掏粪工人要进操场西大门去掏厕所。同学们把大门关上,不让掏粪工人进门。同学们在门里边,掏粪工人背着粪桶、拿着粪勺在外边,双方对峙,发生了争执。掏粪工人把情况反映到市总工会,市总工会主席肖明找团市委书记许立群同志。团市委通知李校长和我去市里开会。肖明、许立群等领导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四中的厕所仍由掏粪工人掏。

  开完会已到中午,团市委招待李校长和我吃饭,四菜一汤,饭菜质量好,但数量少。许立群同志还特意解释说:“我们平时不吃这些东西”,意思是说,我们平时生活很简朴。吃完饭没向我们要饭钱,可是过不几天,团市委主管伙食的人去四中找我们要饭钱,李校长个人掏腰包,付了我们两人的饭钱。

  此事虽小,但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共产党多么廉洁奉公,我很感动。今天回忆起来,更觉得意味深长。四、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的成立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在解放区和刚刚解放的北京都正在办合作社,在四中建立消费合作社,既方便了同学的生活,又节约了开支,在同学们的思想认识上也有所进步。四中的消费合作社,做了三件事。

  1、买卖粮食,由高三同学晏佐民、王鹤龄负责。学校的食堂和部分同学从这里购买白面和玉米面等。地点设在进校门紧贴二门南侧的一间房里。

  2、设立一个小卖部,由初三同学张焕文(后来是总参军职干部)负责。他打一手好算盘,字写得漂亮。小卖部主要卖文具纸张,还有些糖果花生等小食品,地址设在实验室北面、通往会议室的月亮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3、在大操场东侧架起炉灶,炸油条、做烧饼,供一部分同学早点和午餐,既方便同学,又可吃到便宜新鲜的食品。小吃部从外面请两个师傅,一位姓白,一位姓杜,冬天因天气寒冷,停办了。

  五、第一次参加北京市长的选举。四中高三同学杜桐林被选为“青年代表”参加北京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1月20至22日,北京市召开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北京市长、副市长和政府委员。聂荣臻同志当选北京市长。“青年代表”共6名,清华大学、华北大学、回民学院、贝满女中和四中等校各1名。“青年代表”和新当选的聂荣臻市长合影,杜桐林坐在聂荣臻市长的前排(见北京市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专辑照片)。

  杜桐林同学品学兼优,但不热心政治,不申请入团。四中团组织认为,学生主要任务是学好功课,好学生应受到尊重和爱戴,选杜桐林当“青年代表”有代表性、有意义,这件事反映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时期的“三青团”有本质的区别,在四中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杜桐林同志很重视这次代表会议,他将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给他的邀请函、代表签、《会议专辑》珍藏了57年。前几年我见到他时,我们都已年过古稀,他仍感慨地说,这次代表会议是他关心政治,思想进步的转折点,对他后来投身革命事业有重要影响。

  杜桐林同志退休前,任抚顺石油大学化工系系主任、教授。他的爱人李淑培也是抚顺石油大学的教授。

  郑权东(50届高三丙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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