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恭祝母校北京四中百年华诞而作
张肃文(43届校友)
 

  2007年是母校———北京四中成立100周年的华诞,也是笔者投考母校初中70周年。回忆70年来的沧桑巨变,不能不写几句话,来恭祝母校的百年大庆。

  一、初入母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揭开了举国抗击日寇侵略的全民抗战大幕。当时笔者刚从厂桥小学毕业,正在投考心目中最向往的名校———北平四中。记得听说投考人数约2000余人,只录取120名。考试当天上午,语文与算术两科连在一起考试,地点是大礼堂。算术题很难,有些是我从未见过的题型。当时我就用试探法,先凑出答案,然后列式计算,居然成功了。考完出场,头都发晕了。几天后,到四中去看榜,一眼就从密密麻麻的录取的人名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兴奋的心情也许可用“金榜题名时”来形容。考试前,家父曾许诺:”如果你能考上四中,就奖给你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奖励啊!可恨因为日寇入侵,平津沦陷,家父投入抗日战场,八年未能见面,因而这一奖赏也就落空了。另外,大姐夫祝贺我,要我喝酒。我不知深浅,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立刻昏昏沉沉,醉卧不醒。从此,也使我养成终生滴酒不饮的好习惯,这也是意外收获吧!

  在四中初中一年级上了不到一学期的课,由于平津沦为敌占区,家父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现又在河北省南部参加抗日游击战,老人担心日寇到北平家中找麻烦,因而托人传话,要奶奶,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妹妹到天津法租界暂避。这样,我就不得不暂时告别母校,转到天津西开中学读书。一年后,回到北平,转入志成中学。1940年初中毕业后,又一次考入四中高中部。在四中高中23级读书的3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金色年华,四中的老师与同学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昨日;而校舍的田园风光,也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中。在这里,我获得了今生做人、做工作的最坚实的基础。这使我永远感激母校对我的教育。

  二、难忘的恩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四中任教的老师都是一流的好老师,其中使我最难忘的几位恩师是:

  刘景昆(伯忠)老师,他是教化学的老师。我刚入四中高一读书,就听到同学们传说教化学的刘伯忠先生教学方式是如何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不禁对刘老师非常崇敬。刘老师高高的个子,戴一副黑边眼镜,在课堂上总是笑咪咪的。他身体虽胖,但却较虚弱。我们都穿单衣了,他还要穿大棉袄。刘老师讲课的声音不高,但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全班的同学的注意力。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认真地记笔记。刘先生讲课完全是启发式,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不知不觉地进入奇妙地化学世界。我将听化学课的笔记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大约十年前捐献给了四中校史馆收藏。

  由于刘先生教授的化学课是如此生动有趣,因而成为我最喜爱的一门课程。1943年高中毕业后,我曾投考私立的辅仁大学化学系,并被录取。但为了少付学费,我还是选取了到当时在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读书。因为物理课也是我喜爱的。而教我们物理课的是张映轩(子锷)先生。

  张子锷先生身材削瘦,讲课严谨,一丝不苟。他与刘先生的教学方法是两个不同的类型。但同样诱发着我们对物理课程的热爱,引导我登上物理大厦的阶梯,为我学习无线电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我终生受益。

  第三位难忘的恩师是教大代数的马文元先生。马老师教大代数可说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上课从不带任何书本或讲稿,只带粉笔到教室。整洁有序的板书与简洁明快的讲授,每堂课记下来,就是很好的笔记。我也始终保存着这珍贵的笔记,并将它和数学作业与刘老师的化学笔记一并于约十年前,捐献给母校校史馆。1999年,我在老校友禹启中先生的引导下,在校史馆看到了这几份笔记,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马先生的记忆力超群,可从下例看出:有一次在他讲过“排列与组合”之后的几个月,有一位同学在班上向马先生提出一个排列与组合的问题,请求解答。因为排列与组合的公式比较难记,我为马先生捏一把汗。谁料他毫不犹疑地列出式子,顷刻就将难题解决了,这使我非常钦敬。

  其他几位数学老师也是我难以忘怀的。教平面几何和三角的管恕老师,讲课潇洒自如的风度,使我记忆犹新。教解析几何的韩培森老师讲课严谨,一丝不苟,并用英文版的龙氏解析几何为教材。他还亲自为我们刻印讲义。其认真教学的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综上所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中教数理化课程的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他们为四中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我永远感谢这些恩师。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老师外,还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恩师。例如教生物的老师(可惜因他英年早逝,不记得他的名字)在堂上为我们讲解了人类怀胎的过程,这可说是我在青年时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性教育。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再如,体育老师王士林先生,是当时三级跳远的全国纪录保持者(14.79米),也是我们这些体育迷的崇拜对象!此外,像语文老师,史地老师等,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可惜当年我只看重数理化,对文科比较忽视,因而记不得这些老师的姓名,这是至以为憾的。

  三、母校的体育

  四中有一个全市中学中最大的体育场,除了有足球场,400米跑道、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室之外,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还有一条200米的直线跑道。这可说是全市(也许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上有好的体育老师如上面提到的王士林先生,还有刘冠军先生等。因而四中学生的体育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例如:我的老学长齐增矩当年是全市跳高冠军(1米77),后来又成为一名著名的围棋国手和国家围棋队教练。比我低一届的常秉礼校友曾获得全市初中组400米冠军(59秒)等等。其他体育名将还有齐斌濂、李典尧等老学长。我班的徐惠同学则是有名的排球二排扣球手(当时还是九人排球制),曾多次参加重要比赛,他的扣球威力可称是”铁榔头”!以上可以略窥母校当年在体育界的雄姿!

  笔者当年也是一个体育迷,对著名的运动员无比钦敬,例如在1936年奥运会上独得100米、200米跑、400米接力与跳远4项金牌的欧文斯;我国的短跑名将刘长春,篮球名将王艺增、足球球王李惠堂等,都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也在母校操场上练过各种体育项目如: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器械操……等等。但由于自己没有一点体育细胞,因而水平低得可怜,连代表班级的资格都不够,但却练出了好身体。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也要感谢母校良好的体育设施所赐给我的幸福。

  四、无声的抗日

  笔者在母校读书时,正是日寇统治时期。日寇强迫所有学校都要开设日语课,还派了一个日本教官来学校监督。他不许我们留分头,要一律为光头或平头。不准穿长衫……。我们从心底恨透了万恶的日本狗强盗!大家只有无声抵制学日语。当时认为,谁的日语学的好,就是想当汉奸!因此谁也不认真学。每年都是从五十音图学起。虽然四中学风严谨,考试从来没有作弊的。但考日语则不然,全班学生瞄着日本教官的眼睛,共同作弊,每人混60分。因此虽然学了多年日语,我还是没入门!在当时,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无声的抗日。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以做梦为掩护,说自己北上抗金兵(实际上是指抗日),打得金兵大败云云。“心有灵犀一点通”,国文老师完全懂得这篇文章的含意,因而在批语中大加赞扬。同学们当时最喜欢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有岳飞的《满江红》。用这些歌曲来表达我们对敌寇的憎恨与坚信抗战必胜的信念!

  五、永远的同窗兄弟

  在四中高中23级读书三年,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金色年华。同班的约30名同窗,大家亲如兄弟,至今令人难忘,他们的名字(由于记忆不全,可能漏记,尚请鉴谅)如下:张万程、贾尚勋、陈来驹、何茂林、徐惠、王德馨、陈学沂、宁克勤、徐邦定、高镛、马胜保、刘国文、程文奇、段国玺、祝英方、吴凤皋、王琰、张鼎举、庞哲清、王槐瑞、蔡世钦、宫桂生、曹玉洲、王仲杰、刘鸿宾、张肃文……。

  徐惠是扣球手,上面已提过。张万程对京剧颇有造诣,他与贾尚勋担任排球头排,可说是“四中的长城”。笔者任小个队长的排球队吃了不少他们“赏给”的“卧果儿”(当时称由头排扣下的快扳球为“卧果儿”)。宁克勤与徐邦定“霸占”了我班成绩的头二名,因而在毕业前夕,全年级参观西苑机场时,二位荣幸地被全班一致推举为代表,登上飞机,飞上蓝天!这使我们这些第一次亲眼看到飞机起飞的同学们非常羡慕。也使我产生要向他们二位学习,将成绩搞上去的决心(在四中高中三年,我的成绩一直徘徊在甲等5-6名)。以后我到武汉大学电机系读书,在三、四年级连续两次拿到工学院院奖学金(全院成绩第一名),总算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为母校争了光。

  从1943年毕业至今,时光已流逝了63年。在这几十年中,与同窗好友联系的机会是不多的。张鼎举是我当时最要好的同学,我俩意气相投,谈话十分投机。我到武大读书后,还曾与他有书信往来。解放后,就失去了联系。也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只有默祝他一切顺适,阖家幸福!

  1950年我在汉口街头,偶然幸遇到王琰,当时他已是解放军,在兽医学校(该校址现为武汉军区总医院)工作,离武大很近。我们有过几次交往,但后来不知何时,兽医学校搬走了,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与老同学张万程可以说是最有缘分了。1938年末,我刚从天津返回北平,就在厂甸与1937年同入四中的他巧遇。1956年我在《高等教育》刊物上发表了“我是怎样结合教学进行编译工作的”一文,正好被万程看到,于是有了通信联系。1978年我因公出差,到他家拜访,暢叙竟夜。2002年与2003年我两次去美国小儿家中住了几个月,万程兄又热情地给我寄来京剧名家的录音带,并多次书信来往。回国后,我们依然保持电话联系。可以说是从总角之交到老年的终生友情,实为一生幸事。

  高镛兄也是我班的高材生,在西安工作,但我一直不知道。直到近年四中高中同年级的25级校友,在天津大学任教的李修恕兄告知,我才与高镛兄取得联系。每年互通书信。去年6月,终于在我虽曾多次出差到西安,但因不知高镛音讯而失去多次见面良机后,第一次到他家中畅叙。虽然岁月不饶人,面目均已苍老,但青春时期的脸庞,依然清晰可见。这里不能不提到25级的李修恕学兄。他与我同年(1943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88年我出差大连,归途中,在天津大学小住,与修恕兄晤面。当时火车票十分难买。修恕兄费了很大力,为我解决了车票问题。以后我俩常有书信往来。我感到他是一位非常正直、诚恳的老校友。

  最后,我以沉重的心情怀念我的25级老校友兼棋友苏宗培兄。我和他在高中时同时迷上了围棋。我俩每周日轮流到对方家对弈。1945年我到武汉大学后,即失去对弈的机会。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俩才重新取得联系。但他在北京,我在武汉,当时又没有电脑可以在网上对弈。我们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通信对弈。每封信只能下一着子。我俩共下了两轮,第一轮10局,从1977年11月2日开始,到1980年11月29日结束。第二轮6局,从1980年12月21日开始,到1984年5月4日结束。这16局棋共费时六年半。这可能是目前在电脑上进行网上对弈,不过几十分钟至1~2小时即可对弈完毕的棋迷们难以想像的吧。宗培为人极端热忱、忠诚。我在80年代几次赴美国开会的国际机票都是他代买的(当时机票十分难买)。家姐看牙病,宗培代为挂号(他的哥哥是有名的牙医)。每次看完病后,他一定写信或打电话,询问情况。家姐盛赞宗培是难得的好朋友。不幸的是,1994年宗培因胆结石开刀,由于医院的手术失误,以至他在术后三天内即与世长辞!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好校友兼棋友!

  难忘的母校,我永远感谢母校的良好教育,为我的一生打下良好的基础。祝愿母校不断进步,成为世界闻名的第一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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