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北京”

———记周长生老师影响我一生的教诲
 

 


   195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小学考入北京四中学习。在初二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班上的秩序比较乱,我的情绪也很低沉,学习成绩开始下降。可是周长生老师的一堂几何课,却使我重新振奋起来,甚至影响了我一生,使我至今难忘。

  那是一堂普通的几何课,周老师用他那娓娓动听的声音、深入浅出的讲解、一丝不苟的板书,吸引着我们这些正处于青春骚动期的不容易安分的孩子们。当时周老师讲的内容是:用解联立方程的方法,求圆的外切三角形各顶点到切点的线段长度。由于周老师的图画得非常标准,而且用三种不同颜色标出了等长的线段,我通过观察发现,只要将a、b两边相加减去c边再除以2,就是a、b夹角到切点的长度,其余类推。于是我小声嘟囔了一句:“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不用这么麻烦。”同桌李新时同学鼓动我:“那你跟老师说呀!”可我觉得老师正在讲解联立方程,打断他的讲课不好,就没有吭声。没想到李新时一下子举起手来说:“周老师,何吉林说他有更简单的方法。”这下子可吓了我一跳,打断了老师讲课,老师还不生气呀!没想到周老师却和颜悦色地说:“是吗?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讲讲看。”我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讲了我想到的方法。周老师说:“你讲的方法是一个定理,后面我们要讲到。你事先看过吗?”我说:“没有看过,我是从您画的图上直接观察出来的。”周老师立刻非常兴奋地说:“好啊,好啊,条条大路通北京!学习就是要这样去学,不局限于老师讲的方法。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要靠我们去努力观察和思考,同学们要向他学习。”周老师那发自内心的兴奋情绪立刻感染了我们。多少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周老师把“通罗马”改为“通北京”真是别具匠心!因为在当年我们这些初中孩子的心中,“北京”对我们的感召力是无可替代的。从那堂课后,许多同学都常常把“条条大路通北京”挂在嘴边,班上的学习气氛起了明显的变化,互相交流探讨解题方法蔚然成风。我受到周老师的鼓励,学习积极性也极大地调动起来,成绩稳步提高,初三毕业时因获得市教育局银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四中高中部学习。高中三年每学年都获得优良奖状,顺利考入清华大学。

  周老师的教诲不仅对我在校学习阶段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在我参加工作后,经历过“文革”中对知识分子极左政策的年代,经历过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经历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巨变,使我的工作经历也很丰富,先后当过工人、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又在国企、外企、民企中做过技术和管理工作。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和工作的每一次转换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时我常常想起周老师“条条大路通北京”的教诲,从中受到启迪,激励我以豁达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去克服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1970年大学毕业时,正值“文革”极左的年代,我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工程队劳动锻炼,在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中度过了两年半极为艰苦的生活。夏季一天24小时蚊子、小咬、螛蜢轮番轰炸,咬得包都肿胀成片分不出个数;冬季最冷达零下46摄氏度在野外施工,当地称为“大烟炮”的暴风雪使几米外就看不清人影。我和工人们一样抡大锤、抬钢轨、砌石头护坡、架钢梁,使铁路在茂密的森林中不断延伸。艰苦的环境不仅没有压垮我,反而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始终记住周老师的教诲,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眼前的困难,相信前途一定会有光明的时候。

  1994年当我已在吉林大学当了十多年老师后,又做出了一个使许多老同学大为吃惊的举动,放弃高校老师的铁饭碗,到上海去“下海”了。其实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和书生气,当时以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潮流已经轰轰烈烈,而东北却还处在“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传统思维的桎梏中,我希望能够置身于时代变革的主流中,尝试走一条新的人生之路,何况是国有特大型企业招商局集团投资的项目,应该是前途光明吧。没想到“下海”之路并不平坦,创业之路充满风险和挑战。先是参与招商局上海金山工业区的创建,一开始轰轰烈烈干了两年,没想到后来大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国企应变能力差等种种弊病硬是拖垮了这个项目。

  正当我遇到需要另谋出路的困难时,老同学江上舟伸出援助之手,把我介绍给美国OmniVision公司的董事长洪先生,当时他正准备投资在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建设一座生产CMOS图像传感器的工厂。当我表示希望能做技术工作时,洪先生说:工厂刚开始建设,哪有什么技术工作?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和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有困难,一系列政策都不能落实,连供电都解决不了,海关、商检、税务都碰到问题,你如果愿意来就先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考虑好给我来电话。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已经55岁了,离开国营单位到一个陌生的外资企业去做从未涉足过的工作,能胜任吗?在苦苦思索四个小时后,还是周老师的教诲使我鼓起了勇气,既然原单位已经没有任何发展前途,抛弃铁饭碗是大势所趋,那就豁出去了,“条条大路通北京”,我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上一定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路。就这样我到华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任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发现公司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源是外方投资者不了解中国国情和各政府部门办事的程序和习惯,而政府部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许多政策规定也在不断修改完善中,因此很需要类似于旧社会的“买办”这样的角色来进行双方的协调沟通,这是外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于是乎我也就当上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买办”。通过勤奋地学习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及集成电路行业有关政策,以及出口加工区、海关、商检、工商、税务、基建和供电等多方面知识,加上多年工作积累的协调沟通能力,很快理顺了工厂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解决了许多难题,为企业争取到的政策优惠一年达500多万元。保证了工厂顺利建成投产。

  2003年底,由于不满意外方企业总监不负责任地解聘员工的做法,我毅然离开了华微半导体。虽然已近58岁,也算是“秋后蚂蚱”了,可我没有任何犹豫,从以前的经历中我已坚信“条条大路通北京”,路是人走出来的。经人介绍,我与一家大型国企研究所的总经理和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分别见了面。我感觉,那家国企虽然名气大,但做事效率很低,我到那里可能也就是混两年到退休;而这家民营企业虽然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刚开始建立,想搞汽车电子产品研发又没有基础,可是董事长的雄心壮志和清晰的思路却打动了我,我毫不犹豫地就决定到这家企业来创业。经过短短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公司研发生产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电子产品,成为国内同类产品中唯一得到德国奥迪和大众汽车公司认可、有资格直接给汽车主机厂配套的产品,此前该产品完全被几家国外著名公司所垄断;世界著名的飞利浦公司在与我公司产品竞争失利后,已转由我公司为其贴牌生产;今年1月德国奥迪经全球考察,选定日本三菱和我公司两家,为其开发符合欧盟最新电子电器产品环保指令的无汞HID电子镇流器,该项目的成功将使我公司成为国内第一个能够给国外高档汽车配套电子产品的企业,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也在人生之路上又闯出了一条新路。

  转眼已是花甲之年。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在名校中学习,受到许多优秀教师的熏陶。在四中学习期间,教过我的有张子锷、王桂等造诣精深的老一辈教师,有周长生、罗宝贵、汪秀娟、韩茂富等一大批中年骨干教师,有王修言、漆士芳、凌毓如、罗炳康等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他们对教育工作的热爱、渊博的学识和对学生的满腔热忱,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觉得每个孩子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心里都有一盏明灯,由于各种原因这盏灯可能有时会黯淡或者熄灭,而优秀的教师就像一根根火柴,看似不起眼的火光,却能够点亮孩子心中的那盏明灯,指引他一生前进的方向,使“条条大路通北京”。

  值此母校一百周年校庆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抚育我成长的母校,和指引我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的各位老师们的深切感激和怀念之情。

  何吉林(65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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