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
——在北京四中求学时的往事掠影
1944-1947年,我在北京(当时称北平)四中读高中,有几件事一直留在我脑海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我愿把它披露出来,献给校友们,以见我们当时在四中求学时的一斑。

  投考四中

  1944年以前,我在天津市立一中初中毕业。我的父母亲因生活困难,回河北农村老家了,留下我依靠在天津一家钱庄作会计工作的二哥继续求学。经二哥同意,我决定到北平读高中,这年7月,我才16岁,一个亲戚带我第一次到了北平,。我投靠我的堂叔家,他家住在东四九条,堂叔待我很热情,让我和堂弟睡在一起,我报考了北平四中高中,我堂弟大约报考的市立一中初中。我知道当时北平四中是很有名气的,报考的人很多,录取比较困难。能否录取我没有把握,于是在等待出榜期间,我告别堂叔返回天津了。谁知没有多久四中张榜,我竟然被录取了。我的堂叔很高兴,认为我有出息,连夜打长途电话给我二哥,要我马上来北平四中报到。我兄嫂也很高兴,帮我收拾好行李,亲自送我到车站。从此我成为北平四中一名学员了。

  住公寓

  1944年8月入学后,我被安排到高一乙班。我记得当时学费负担倒不很重,但是学校宿舍很紧张。新生不安排宿舍,要个人想办法租住公寓。那时中学生好像都这样。最初我和两位天津来的同学一起住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东方公寓,因这家公寓租金太高,我住不起,不久我就搬到当时四中校门口对面一个小公寓———文德公寓,我和天津来的另一位同学合住在一间不过6平方米的极其简陋的小房里。大约住了一个学期,以后因房子漏雨,又迁移至附近一家振兴公寓,我们三个人住一间。和我同住的是当时四中初中的两位同学,一个中等偏高的叫谢双坡,一个小个子叫王福寿。谢双坡人很憨厚,王福寿年龄最小,但是做事勤快。他常常把我们的小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他的东西也摆得有条有理。我们三人关系亲密,经常和学校体育场管体育器材的校工张效廷在一起聊天,后来都分散了。到1945年8月,我升到高二年级时就住到学校来了,至今我还常常想念起这些曾和我一起住过公寓的同学们,以及那座简陋的小公寓。

  办壁报

  1946—1947年,日本投降不久,正是国共谈判,毛主席来重庆的高潮时期,当时青年学生思想都很活跃,学校里出现了几份壁报,有“三青团”团员办的“新生”壁报,有个别同学办的“小园地”。我当时出于对文学的爱好,约集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办壁报。我们把自己写的文艺作品拿出来刊登。当时和我一起办壁报的有孙克昌、任连级、王永春、葛世朴等。壁报刊名“曙光”,第一期我写了刊头语,寓意迎接新中国黎明的“曙光”。每两周一期。壁报就贴在当时大礼堂门外长廊的墙壁上。当时看壁报的同学很多,后来,我又和高一级的同学赵锡龄合办了几期刊名“曦光”的油印刊物,出了几期,因学习紧张又没有经费就停办了。我和几个同学办壁报完全出于一时的热情。壁报内容主要以文艺作品为主,也刊登过一些小言论,谈要民主要科学之类的文章。但是通过办壁报,增长了自己的写作知识和写作能力,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也加深了报友之间的深厚感情,扩大了和进步同学的联系。1995年,我写过一篇“友谊颂”的文章,就曾经写了报友葛世朴、赵锡龄对我的热情帮助。

  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青年学生衣食无着。在进步组织引导下,北平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当时我接受一些进步同学的思想熏陶,同时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也常常不满。5月22日那天星期六下午,我们高三部分进步同学邀请北大、清华同学来四中介绍大学情况,并教我们学唱革命歌曲,我和我们高三部分同学和他们一起集合在四中礼堂,一面座谈,一面学歌,坐了不久,突然一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闯了进来,扳动枪机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开始我有些紧张,镇静了一下,他们开始没收我们手里拿的歌片子。我内心愤恨,心想:你们荷枪实弹面对着一群要和平、要饭吃的饥饿的穷学生,算什么本事。这时礼堂门半开了,我们尊敬的物理老师张映轩向我们几个同学招手,我和我的好友任连级等几个同学都被推了出来。礼堂里只剩下北大、清华的同学和几名我们的同学,都不动,军警就用绳子准备把他们捆走。这时礼堂门外已经聚满了同学,大家义愤填膺。几百名同学堵住了礼堂大门,高呼“要民主、要自由,”“不准到学校带人”。就这样在四中校园内,爆发了一次学潮。第二天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的报纸都登了这件事。我记得为平息这次学潮,北平市长何思源好像还到学校来了一次,在这之前,我总是以个人清高好好读书,不参与政治自诩,参加这次5.22学潮活动,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使我初步认清了国民党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促进了我的人生观向进步思想的转变。



李浩(原名李镐)47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