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对立的吗?
姜化善(61届校友)
几十年来,在我国教育界始终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所有中小学校的领导总是强调抓应试教育而大大地忽视了素质教育。这的确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有人说产生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高考这个指挥棒。错了!哪个国家没有升学考试?没有高考?人家的老师学生也都抓住应试教育这根稻草在拼命?不尽然吧。还有人说,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的考绩标准总和升学率挂钩是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要真是这样问题很好解决,考绩标准是领导定的,改变考绩标准不就行了。然而,不认真处理好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对难兄难弟的辩证关系,考绩标准也没法改。

  以应试教育、升学率来考绩,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一百分就比九十九分高,百分百的升学率就比百分之九十九高。这样考绩,连小学生都弄不错。而素质教育的成绩却无法界定,给不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卓越的个人素质无可非议。当然和他们过去就读的学校对他们能力素质的培养有很大关系。如果给他们就读的学校打分,那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这表明素质教育的成绩是无法量化的。更无法在短时期内见成效。这对于急功近利的人来说,抓素质教育当然是不可取的做法。

  我早年就读于北京四中和清华大学,现以我切身的体验来谈谈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辩证关系。我于1952~1958年在四中上学。初中时我做过三年少先队大队文体委员。这一社会工作使我大长见识,也培养了我的工作(特别是组织)能力。

  刚入学不久,我参加了四中话剧团。没过几天团长马惠田大哥哥找我说有重要的演出任务交给我。随后便把我交给了来接我的北大医学院的团委书记黄慧英大姐姐(“文革”后听说她在友谊医院任党委书记)。到了北医才知道他们要排演话剧“马特罗索夫”让我饰演前三幕即马特罗索夫的童年。受表姐白峰溪的影响,我在小学就常演话剧。因此接受这项任务我并不怵。那时并不懂什么叫政治任务,但只知道我是代表四中来的必须演好不能演坏,不能给四中话剧团丢脸。以前演戏只觉得好玩,这次我是真认真了。三幕六场的台词量很大,我没说错一个字,人物表现也比较入戏。演出很成功,当我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幕时,平生第一次有了成就感。

  记得在初二那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和徐波一起踏着半尺厚的雪,徒步走到中山公园。去找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系慰问志愿军伤病员。春节前,我带领各校选出的十几名少先队员一起排队走到宽街的中医医院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伤病员。我代表全西四区的少先队员朗读了那封发自孩子们内心的慰问信。那稚嫩的童音和含在每个孩子眼里的泪花,深深打动了这些最可爱的人。一位胸前打着石膏缠满绷带的志愿军伤员紧紧拉着我的双手告诉我他叫赵世昌,是一名班长,负伤前就立过功,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特别高兴的和他交换了联系地址。后来他写信告诉我他伤愈出院后分到中央音乐学院做保卫工作。我去那看望他时还把他的军功章送给了我。

  我曾参与了北京第一届红领巾足球赛的组织工作。可是1954年某期《新体育》在报道这件事时,说成是北京四中少先队员姜化善组织了这届赛事。这么多学校参加的赛事怎么可能是我组织的?这太离谱了。真正的组织者是各校的体育老师和大队辅导员们。我找到体育老师郑重说明《新体育》记者的报道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这说明当时我已经有了正确的荣誉感。尽管如此,在参与这项活动的过程中,我的组织能力的确有所提高。

  初二那年的暑假,大队要在门头沟举办夏令营。我和几位中队长提前到达门头沟北京九中的宿舍做准备。当时九中的宿舍在模式口福寿岭山顶上的一座大庙里。这座庙虽年久失修,仍不失恢弘之势,墙上大幅的壁画虽已黯然失色,仍能看出当年装修之规格。打前站,首先是分好住房,打扫房间。然后是做好明天大队人马到来之后的饮水和伙食。山上没有自来水。大庙西侧的山洞里有一眼清冽的甘泉。我们干活干得又热又渴,就从山洞里打回一桶泉水。刚要喝,我忽然想起出发前校医给我的几包高锰酸钾。顺手拿出一包放到水里。拿碗淘出来一看水都紫了。喝起来还是那么清凉可口。喝罢紫色的甘泉,就去准备明天大队人马的伙食。回到学校我对校医说起喝紫色泉水的事,她吃惊地说,傻孩子,一桶水就放一包你们喝紫药水儿呐!幸亏包儿不大。经一事长一智,下次我再也不会这么盲目地干事了。由模式口去八大处坐公共汽车要绕一大圈。当地人说要从福寿岭后山走过去很近。我说,夏令营嘛,既然要游山玩水,当然要开步走了。走到半截,山路愈来愈险,最窄的羊肠小路只容一人走过,右侧是山左侧就是悬崖峭壁。我有些怕了。刚才还有队员边走边唱,这时谁都不唱了。小心翼翼地、静悄悄地走着。我心里七上八下,真怕有谁不小心掉下去。全队终于安全通过了这几百米长的险路,我大大地松了口气。走过这段路后,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责任,怎么才叫负责。如果当时有一个队员跌下去,我这一辈子都过不安生。

  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说明一个人素质的培养,不都在课本里,也不全在课堂上。更多是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工作中。当然课堂上也同样可以培养人的素质。比如,当年四中五分的标准是“回答完整正确并有创造性见解的给五分”这个标准能培养学生两方面的素质,一是“完整正确”这一点能培养学生在从事各项工作时认真精细的素质。当时一些同学因为只错了一个符号没得五分而伤心落泪。这是否太残酷了?不,一点也不残酷。我在给电工们讲课时说过电工考试没有九十九分。假设考你一百个操作项目,你只错了一项,而错的这一项刚好会引发一场大火(如在配电室里你错拉下隔离刀闸)能给你九十九分吗?很多考生一走出考场便痛哭流涕,因为他太马虎,把明明会的题都给做错了。这也是素质问题。应当说学习好考分高的学生本身也具备了认真精细的素质,但只是素质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创造性的思考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在中科院工作的同学苦于想不出好的课题而苦恼,因为没有好的课题上级就不拨给研究经费。敢想,甚至是不着边际的想,都是人的一种素质。不敢想的人永远拿不到诺贝尔奖。记得我们四中的的物理老师张子锷先生在讲相对论时说过,如果你能坐上超光速的火箭,就能看到秦始皇修长城。这就是对学生们创造性思维的启发。我也曾这样启发过学生:人的思维是由物质(脑细胞)形成的,有朝一日当科学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会不会发明一种仪器把思维记录下来呢?二十多年前在天津一家德国ff公司的招待会上,我碰到几位公安大学的教授。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如果能把现在胶片成像变成数字成像,记录在ROOM芯片里再搞一个小型发射装置即时将数字信息发出去。这对特工来说可是一件宝贝。时至今日,这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了。但也说明我之所以有点创新思维的能力,和恩师张子锷鄂先生的培养有关。

  语文老师常说,组织能力强的孩子作文写得好。因为写作文首先要拉提纲把想写的文章的骨架搭好,其次要把自己的思路整理好,写出的东西才能前后有序有条不紊。连自己脑子里想的东西都组织不好的人怎么能写好文章呢?

  对成就感的体验、对荣誉感的正确认识、对组织能力的培养、认真精细地做事习惯、创造性思维的形成等等关乎一个人的素质的方方面面,决不是一本教材几节课所能完成的。现在,有一种很时髦的提法叫“综合素质评价”还要把高考与综合素质评价“软挂钩”。这些都说明现在搞教育改革的人们,仍然是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了。仍然是把学生考分高低同他的素质好差对立起来了。其实这两者从哲学高度上说是矛盾的统一体,是辩证的、是相辅相成的。听不懂我说的话就再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吧。多年来我既是北京市私立正则中学的董事长又是北京市星火新技术公司的总经理。既是教育单位的又是用人单位的,对于学生的素质教育是有发言权的。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是凭分数单录用雇员的。为什么要面试?为什么还有试用期?所有用人单位的老总和人事干部都知道。说白了就是谁都怕录取那些分数高素质差的毕业生,我在研究院时就碰到过“一心只读英文书,全为出国考托福”的毕业生。研究院不是留学预科班。在公司还碰到过,遇到与所学专业稍有偏离的工作,既不会做也不会学着去做的人。这是一种没有再学习能力的人。而再学习能力则是高素质的体现。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全盘否定应试教育积极的一面,因为全世界几乎没有不考试的国家。有考必有应,天理使然,无可非议。但是我们决不能为了升学率为了考绩而把它和素质教育对立起来。说到育人,最根本的是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应试问题只是育人这个大范畴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忽略、冷落了素质教育。我在四中上学的6年里,四中的校长老师从不把学生们憋在教室里甚至不憋在校园里。少年之家、少年宫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小组、业余体校的训练班、校内外的各种球赛、游泳比赛、田径运动会没有我们不参加的。几乎每个同学都有一点社会工作,有为同学服务的机会。到毕业时我们不也都考上大学了吗?无论在四中还是在清华我们都有过多次上山下乡劳动接近工人农民的机会。大学毕业后才能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共同奋斗。我们现在即使加了品德教育课,能解决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吗?

  综上所述,素质教育决不是一本教材几节课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见成效的事情怎么能在几年内就见到成效做出评价呢?出路不在于搞什么评价。关键是我们要转变观念,摆正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既从属又辩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