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专的断想及其他
赵之蔺(43届校友)
最近网上哄传高山杉先生“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中”一文,即将孟子、蒋介石误译为门修斯和常凯中。从而联想到博与专和当代学风问题。胡适说“为学当如金字塔,又能博大又能高。”如何达此境界?既专不废博,又博不越位。时下两对个例,颇耐人切磋。

  首先是专而不博。由于应试的压力,同学们的课外阅读范围,已非畴昔。衍及一些学位论文,也多以纤巧易工。“常凯中”即其一例。即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新出一书,《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三章仅15页即被指出误译书名、作者等达数十处。最离谱的,是把chiangkai-shek(蒋介石)误译为“常凯中”。推其原因,据中央编译出版社责编说,原来只有中、俄二章,后经建议加入西方一章致误。按作者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故娴熟中俄,而不悉蒋介石的韦氏译名及费正清等(JohnKing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史学等案头书,对西方文献的显然生疏,但作为中国历史学者,特别涉及边界研究,这样错误不能不使人大跌眼镜,因其并未超出其专业范围。既然已成博士,当有专题论文,但专则专矣,博则未也。

  参照系是新华社译的《北京2008年奥运全国际体育传播手册》,原作者是德国JosefHackforth。书中出现中国大学校长、奥运委员WangzhenYan,直译应是王正延。但编者译为王正廷之误。因为延、廷字形相近,外国人误认是可以理解的,经考证果然。故在中文本中加以改正。按王的名位在外交界,其知名度与蒋介石更无法比。该编辑专业也不是历史,但其对民国史的“博”,却远胜于某教授。

  当然,博也不应是横无际涯,而有其阈域。

  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有人问过毛泽东主席:“您是农家出身,为什么会相信亩产万斤?”答曰:“某大科学家说,现在作物利用太阳能只1%,如能达10%,则产量可十倍至数十倍。”某科学家确很渊博,他的话在逻辑上也不错。问题是在实践中,忽略了理工科学与生物科学在发展规律上的质的差别。最后一句话误导了领袖,几乎造成一言丧邦的悲剧,可怕也夫。

  参照系是另一大科学家,在答问时常说不知道。人或谓其谦虚。问题涉其本行,不可能一点不知。答曰不然。因未深研过,如泛泛作答,误己误人,不如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即博不越位。

  以上两对例子,发人深思。当然,人的精力有限,而知识的海洋无垠,专已不易,博谈何易。古人早已见及,说“勤能补拙”。鲁迅也说过,是把人家品茶的时候来读书的。如“常凯中”的误译,只要翻翻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等即可避免。但他们没有作。原因?该书责编坦言是看重了清华的牌子硬,仓猝之间没有深究。名牌大学、名牌出版社的学风浮躁如此,遑论其他!

  看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仍是不刊之典!当然这只是浅乎言之。学术市场化、“著书都为稻粱谋”,虽古已有之,为什么于今愈烈?值得更深层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