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棣之花盛开在白屋同窗
在母校四中捐赠《与子同袍》一书仪式上的发言(冯立三)
  首先,我代表白屋同窗,对母校四中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刘长铭先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仔细审阅《与子同袍———从北京四中“白屋”走出来的人们》一书全部书稿并为之认真作序,其序已成富有见地的教育论文;对《四中校友》报多年来对白屋同窗的热情采访报道;对印刷工业出版社、北京华联印刷公司总经理张林桂先生、刘晓燕女士、设计家李黎先生所给予我们的热忱和有效的支持、帮助,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与子同袍》一书出版之后,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一些朋友来信、来电话予以热情肯定。文坛前辈、著名作家袁鹰先生在来信中说:“承赠你主编的四中白屋纪念册,给我一份丰饶厚重的读物,不胜感谢!这本巨著,不仅记录了白屋同窗丰富动人的人生道路,也可以说是投向多年来步履蹒跚,彷徨无计的教育大业的重型炮弹,不知能否让那些主持大政的衮衮诸公有些触动否?”(你们是否通过各种渠道送点书给他们?)“书太厚太大太丰富,尚不及细读,只读了足下的几篇诗词,散文辑中部分作品。对当年白屋的老师和同窗甚为景仰和敬佩,像黄庆发老师这样的老师,如今恐怕难得见了。我和我的老伴吴芸红大学时代都是读教育系的,系主任林汉达先生开学第一学期即以他所著《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作为教材,让我们一开始就树立对‘传统教育’。人的批判观点,极有启发意义,对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甚大。也因此对60年来的教育总感到许多不足,不明之处。说来话长,先打住吧,有机会再畅谈。”


  袁鹰老师的肯定和建议,不到一周就有书信致意,令我们感动,给我们启发。需要说明的是信中使用“巨著”一词,是长辈对晚辈表示鼓励和期望时用了一点文学夸张手法,心意可感,而文字不可当真。

  我们6037文科班,即今之白屋同窗,在四中接受教育不过三年,至多六年时间,但它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长远性的,它决定了我们走出四中之后一生的命运。在由我们自己创作编辑的白屋同窗集体传记《与子同袍》中,我曾经这样概括四中对我们人生抉择、命运、前途的决定性意义:

  作为四中的学生,你从四中获得的,最初可能是虚荣心的满足。你一旦定下心来,日复一日浸润其间,到一定时候,你便会感到只有四中才有足够的力量、智慧和权威帮助你确定你的理想,矫正你的道路,锤炼你的意志,纯洁你的情操,升华你的人生,才能为你提供为实现你的理想所必须的真正英雄主义和源源不绝的动力。四中使你从一个凡夫俗子成长为英雄。四中被人向往,被人尊重,被人依靠,被人神化,以此。

  百年沧桑,四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精英人才,白屋同窗乃沧海一粟,虽只一粟,仍可折射大海之光华。《与子同袍》是白屋同窗敬献给母校的感恩的纪念碑。《与子同袍》也可看做白屋同窗敬献给黄庆发老师辞世五周年的祭奠礼。

  白屋同窗在四中百年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开办文科班,黄庆发老师是这个唯一的文科班的唯一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黄庆发先生是一位终身从事四中语文教育、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东北人,北大中文系毕业。高风亮节、德才兼备、秉赋优异、个性突出、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不期然而然地融合了北京大学科学民主传统,北京四中为国育英传统,而在当年四中教师队伍中成为佼佼者。在诋毁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摒弃世界现代教育精神渐成潮流之际,黄庆发先生公然藐视、嘲笑读书无用论,反对用政治冲击教学,反对动辄批判所谓“个人主义”、“白专道路”,反对用唯成分论代替有教无类,反对否定一切中外文化经典。反对庸俗,反对势利,反对装腔作势,反对以学生为敌人,反对以整学生为政绩等等极左论调和极左实践。他吸收中外优秀文化营养而成长为真实、真诚、真正的人,是一个把自己的全部才学、智慧、心血用于培养自己的学生的人,是把他的人格、性格、治学方法、道德情操溶进我们的血液和灵魂因而奠定了我们健全人格的基础的人,是一个因培养了我们白屋同窗而自感欣慰,从而反转来给我们以新的激励的人:他是我们的恩师。如同玉山所说,黄先生的工作是平凡的,但他的人格在我们心目中是伟大的。

  2005年冬我们参与组织安排黄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着装整齐、肃立默哀,亲手安托我们爱戴的老师的在天之灵,今天我们把他的老伴张鸿斌老师的怀念文章《他走了五年了……》以及整本《与子同袍》,作为黄老师逝世五周年的祭文,敬献于他的英灵之前。

  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向直接施教于白屋同窗的苏勤业老师、徐健竹老师、黄盛陆老师,凌青云老师、屈大同老师、刘景昆老师、张子锷老师、闻淑仪老师,以及其他曾经直接、间接教育过我们的老师,表示敬意。《与子同袍》是歌咏我们白屋同窗50年来非但不曾衰败反而与日俱增、日渐深厚、日益强固的同窗之谊的一曲高亢、深挚的友谊之歌。

  白屋同窗最重大的精神创造是白屋之谊。

  白屋之谊有其诞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成长机缘,有其焕发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时代环境,只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时正值共和国的青春勃发时期,虽有日渐逼来的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总的时代气氛是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四中由著名的张老、刘老执教,由新学旧学融会贯通的黄庆发等老师充当教学骨干,四中号称北大、清华预备班。社会寄予殷切希望,师生人人蹈厉奋发以天下为己任。黄庆发老师不但引导我们读书,而且保护我们读书:他不但尊重我们的某种个性化发展,而且使用一切方式诱导我们建立健全的人格。在这样有利于人性、个性、健全人格发展的教育环境中,白屋同窗成为一个当年朝气蓬勃、团结和谐、目光远大、自励自强,今日各有所成仍在奋斗,重情重义,友谊深厚持久,经磨耐劫,经得起50年漫长岁月考验的友爱群体,完全合乎逻辑。

  这本书的取名颇费斟酌,豁然心头一亮,定《诗经·秦风·无衣》中“与子同袍”诗句为名,乃天助也。我们不理睬“拥王”、“反战”的争论,我们看重的是这句最古的古诗,对表现人类友谊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形象、鲜明、深邃的象征意义。而且对此我们有切身体会,一旦沉思,不难想到文化经典对友谊的描写。我穿过秦晋的衣服,刘绍智穿过我的衣服,刘玉山穿过谢飞的衣服。有时是穷困中的救援,有时则是因属名牌而相馈赠。白屋同窗在学业、事业、工作上,在生活、婚姻上互相帮助的动人故事,五十年来,绵延不绝,冰雪千里不为远,与子同仇敢犯难。比之高山流水,棠棣之花,毫无愧色。我曾经长期陷于抑郁,李祺,焦玉玺,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周三下午准时探望,风雨无阻有如上班。为疗治我之心疾,向我讲的他们的海外工作传奇经历,有百则之多。终于促使我从麻木不仁中,忽然起坐,霍然病愈。枚乘《七发》不过讲了七个场面,我的同学讲的是百则故事。不屈不挠,不急不躁,旷日持久,滴水石穿,论道义、论意志、论生动性、论感召力,早已超过枚乘之《七发》,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只是枚乘的辉煌灿烂的语言。

  在有领导监督的极左的批判会上,我们敢于为无辜受辱的同学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在以神圣的名义扼杀同学一生前途的危难时刻,我们拍案而起,宁与同学同罪也决不明哲保身。

  老师病逝,我们不顾有人漠然处之而以师生之谊,以最庄严最辉煌的方式送他远行。让一个生前默默无闻,死时不无遗憾,生前有不容抹煞的历史贡献的教育家,留下他的光辉形象和极富教益的语言,让他青史留名。

  白屋同窗仰慕并追求这样的友谊境界:肝胆相照,相濡以沫;若有困难,倾力相助;若有危险,舍命相救!

  我们创造了友谊,我们享受了友谊。友谊不可复制,所以我们得天独厚。我们永远不会重蹈伟大诗人杜甫老年孤独的覆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白屋之谊,这是我们的荣华富贵。

  历史不能割断,割断历史对人民不利,对历史进步不利。《与子同袍》恪守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性,不能不涉及当年四中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的种种弊端,所以我们又希望它能成为清算极左教育路线的一份真实、深刻、形象的备忘录,以补全四中校史上人为留下的一段空白。

  极左路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左倾幼稚病,即行动超越现实时空,将未来条件具备时该办之事提前到条件尚不具备的今日勉强来办,结果缘木求鱼,贻笑大方。极左路线是反历史、反文化、反教育、反秩序、反传统、反道德,狂悖、野蛮、虚伪、残酷,否定一切、扫荡一切的全局性的、整体性的社会浩劫,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死灰复燃、恶性膨涨之极端化形态。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被教育当局拨冗一看,它对治理目前教育的某些混乱局面,或有某些启发,也未可知。

  四中是所伟大的学校,卓越教师无数,精英学生无数,社会贡献巨大,历史影响深远。其百年经验足可上升为一部垂范后世的教育法典。白屋同窗的经验,小焉者哉,或有拾遗补缺之用。

  刘长铭校长年轻、干练,襟怀、抱负非常规可限。由他主政,四中前途可寄厚望矣!

  玉山让我来讲十分钟,肯定超时了,对不起,请长铭校长,四中老师和四中校友批评指正!

  冯立三(60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