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情、民乐情
陈御麟(61届初中校友)
  2011年3月26日,北京四中民乐队刚刚诞生两个月,只经过不到100小时的训练,而且有五分之三成员是改行现学的北京四中民族乐团,参加第十四届北京市学生艺术节就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作为乐团的发起者,离校50多年的老校友为我报答了深藏心中对母校的情结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四中年轻学友保持了“不干则已,干就干得最好”的拼搏奋斗精神而自豪。

我为什要鼓动四中建立民乐团呢?这要从四年前,北京四中举办建校百年的庆典活动说起。

当时,我的一个在四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的二胡学生石晶约我参加这一盛典,我谢绝了她的邀请。因为50多年前(1959年)我这个初二的学生因参加文工团在四中引起了教导主任倪宝恕先生、校长解才民先生和老班主任漆士芳先生(那时四中管老师都称“先生”)先后谈话严肃而诚恳的挽留,却没有听从他们的话而毅然退学走向了从事专业民族音乐的道路,总觉得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歉疚。现在,我既不是成功的企业家、大款,又不是著名的学者、教授,更不是高干,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对母校不会有任何贡献。因此,我没有去。
指导学员演奏

  过了两天,石晶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份四中百年校庆的资料。她走后,我翻看了纪念册,当看到漆先生、倪主任、解校长的老照片时我的心头涌起了一股热浪,在校时的一幕幕情景浮现在脑海———

  1958年,我在北京西城区西廊下小学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获得自由选择中学的资格,父母为我选择了北京四中,进入了北京四中初一(四)班。这个班是初一最闹的一个班,经常把年轻的班主任李芬先生气得无法上课,其他老师也纷纷向校领导反映四班的问题,闹得倪主任经常亲自到班上坐镇。后来学校将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漆士芳先生。

  漆先生以慈母般的心关爱着每一个同学,几乎每天都利用课间和课后找同学谈话,做思想工作,渐渐的,班里安静了下来,上课不再有人说笑,不再有人做鬼脸,不再有人做小动作。当时班里的数学成绩不大好,漆先生经常为学生开小灶。记得这年期末的一天课后,漆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为我补课,室外刮着呼呼的北风,屋内炉火暖洋洋,漆先生为我逐题讲解,直到我彻底明白了,已经晚上7点多了,她拿起了放在炉边饭盒里两个烤得热气腾腾的包子递到我的手里:“赶紧吃了,别饿着肚子走回家。”当时教师的粮食定量很低,这可是漆先生辛劳了一天的晚餐啊!我顿时眼圈发热,眼泪涌了出来,拿了一个包子。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先生,您比我妈还好!”当时我家很穷,我妈在外当保姆,根本顾不了我们。在漆先生的努力下,全年级期末数学考试平均达到了98分以上。初一(四)班也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班集体。

  我想起了入校这年的10月陈毅副总理来校作报告,记得他着重批评了四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女的特权思想,要求他们不要依仗老子的功劳不遵守校规,看不起别的同学。要求学校要对他们严加管理。其实,我从同班同学陈小鲁(陈毅之子)身上没看到一点特殊之处,他穿着补了补丁的裤子,领口、袖口都磨毛了的不大合身的学生蓝上衣,脚上穿一双刷得褪了色的黑布鞋,唯一和我们不同的是他骑了个旧女自行车上下学,在班上从不挑事。听了陈副总理的报告使我对老一辈革命家更加敬重。我想起为了第二天的俄语考试,我和邹新鲁同学商定在学校复习。我们蹲在课桌下躲过静校检查,复习功课到很晚,睡在并起来的课桌上,第二天天蒙蒙亮就起来背俄语,结果考试获得了好成绩的情景。我想起了倪主任邀请著名二胡演奏家蒋风之先生来校在大礼堂演奏,我由于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在西城区少年之家民乐组学习二胡,对民乐宗师刘天华先生的大弟子蒋先生十分崇拜,趴在台口聆听了他演奏的《汉宫秋月》、《良宵》等曲目。……1959年暑假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少年之家院内练习二胡,忽 然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原来他是中国建筑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路过这里听到二胡声就走进来听了一会儿我 的演奏。他问我:小同学,你愿意参加文工团吗?当我得知文工团是国家的专业文艺工作队伍,领国家工资, 并负责少年团员的文化培训时,我动心了,因为我家太穷了,参加工作就不用妈妈养活,还可省下钱来贴补家 用,因此同意去考试。结果考试当时就被录取了。

  开学后学校得知我要退学,倪主任第一个把我找了去。在办公室,他拿着一把用完整紫檀木镟成筒的二胡说:“这可是个好物件,难得。听说你会拉二胡,要退学上文工团?”我说:“是。”他说:“学校有民乐队,你拿这把琴给我拉一曲,我听了可以,你就到校民乐队发挥你的特长吧。”我说:“人家文工团已经要我了,就不用给您拉了。”倪主任说:“你以为四中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考上四中不容易,你的成绩不差,你要珍惜。我是不会同意你退学的,好好上课去吧。”(至今我都后悔当时没给倪主任拉一曲。)

  后来,解才民校长又把我找到校长室,他说:“四中是为清华、北大培养人才的中学,考上四中是百里挑一,我了解了你不是学不下去、厌学的学生,成绩还不错,你现在退学,将来是会后悔的。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上课去吧。”


陈御麟与周耀锟校友指导四中民乐队演奏
  我一句话也没敢说,退了出来。路上遇到漆士芳先生,她虽已不担任我们初二(四)的班主任,对我仍旧十分关心,她说:“听说你要退学上文工团?”我点点头。她说:“我觉得可惜了。”我说:“我们家太穷了。”“你的家庭状况我了解,你想自立不让家里养活,我很理解,也就不拦着你。但你要珍惜考上四中后的这段经历,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我点点头,没说一句话,离开了漆先生。

后来,我的父亲亲自到校交涉,学校不得不同意我退学。记得离校那天上的是音乐课,凌青云先生一边弹琴,同时向我深情地点了点头。我向凌先生深鞠一躬,又转脸向同学深鞠一躬,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教室,走出了校门,走上了社会。参加工作初期,单位就在宽街,离学校较近,我多次路过学校在校门外徘徊,想进去看看漆先生、倪主任、解校长,看看我的同学。但我不好意思进去,内心总有一种深深的歉疚。以后,中国建筑文工团并入海政文工团,我搬到了公主坟,就再也没来过学校。

  50年来,多次填写履历表,我的最高学历都是“初中”,所在学校都是“北京四中”。每当写到这一栏时,我都不由得想起漆先生对我说的话。因此,我一时也没放松学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中华函授学校完成了高中语文课程,并自学了基本乐理、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等音乐理论课程,80年代后,我开始努力进行着民族音乐的推动活动。我策划了海政文工团3个民乐单位联合为电台创作录制了一批民乐作品,并成功用高胡演奏了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梁祝》,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制作播出了我的演奏专辑《驾驭高胡的乐手》。1986年我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聘为创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与彭修文、秦鹏章、朴东生等民乐大师一起策划组织了多次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民乐活动。创作了一批民族器乐作品,有的在大陆和香港、台湾出版了光盘,有的在电台、电视台播出;编著出版了《二胡基础演奏法》、《二胡辅导100首》等专著;担任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考级《二胡曲集》的执行主编;撰写了一批文章。其中近两万字的《中国新型民族管弦乐产生的原因、成就及前途展望》在1991年10月美国芝加哥中国音乐国际会议上被全文宣读并先后连载于美国《中国音乐》季刊、台湾《北市国乐》月刊,中国大陆的《人民音乐》做了选载。1999年5月在我从艺40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乡音乡情”音乐会录制播出了《海政文工团陈御麟作品专辑》。

  20多年来,我先后策划成立了北京四季青锅炉厂爱华民族乐团,北京翠微小学民族乐团,参加了北京育英中学的辅导,教授了一批二胡学生。由于曾做过三次手术,随着进入老年,身体状况不佳,我一心想逐渐隐退,过养老的生活。

  但看了四中艺术活动的光盘没有民族器乐节目,不由想起了当年倪宝恕主任要我参加学校民乐队的情景,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在我国的民族音乐广泛普及,已经走向国际,受到海内外越来越广泛欢迎的情况下,作为从事了50多年民族音乐的老民乐人,我认为百年老名校的北京四中,在校际民族音乐的普及传承中应当占有自己的独特地位,我要报答当年倪主任对我的愿望,帮助母校建设一个民族乐团。

  我来到四中校友会,向谢荣楚、张乃久两位老校友聊了我的想法。他们十分重视,立即联系了常菁校长听取我的建议。

  常校长听了我的想法后甚为赞同,让马越主任和我联系具体落实。经历了4年的反复酝酿,马主任争取经费采购了全部乐器,按我的建议,将初中一、二年级所有会乐器的同学和高中会民族乐器的同学汇集的名册交给我,按民乐团的编制划分声部,其中五分之三的人都要改行现学,为此,特别召开了家长会作动员,在会上我讲了我的母校情结,讲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以历经侵略而不亡,就是因她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必然消亡。讲了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获得重大发展,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和普及。学习民族乐器不但具有普及音乐教育,提高素质,增长智力的功能,更有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的特殊意义。学习西洋乐器的同学改学民族乐器,艺多不压身,而且对于民族音乐的发展更有意义,民族音乐大师刘天华先生就是先学了小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器又转入对民族器乐的研究和发展的。我相信,四中的同学有这个素质,只要他们认识了事情的意义,肯定能把它做好。

  动员会后,家长热情高涨,纷纷为孩子报名,就这样,由56名学生组成的乐团形成了。乐团初战告捷,我完成了一个老民乐人对自己母校的的历史使命,但要继续健全发展,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努力,我愿继续为她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陈御麟(61届初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