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邢邦润(54届初中校友)
  1951年北京四中有126名同学,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志愿参军,今年是六十周年了。出于对母校的怀念、敬爱和感激,提笔写了一篇题为《路》的短文,作为向母校的汇报,也作为个人的回顾。文章没有文笔结构的讲究,也没有华丽词句的修饰,但都是真实事情的述说。

  这126名同学中,有9名同学来到同一所军事干校。他们是:董广明、李家骅、陈帅六、王诗文、戴纯源、夏恩甲、袁绍光、高瑛和我。7月13日我们9名同学来到了丰台西仓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后方勤务学校(后更名为第六后方勤务学校),穿上军装,戴上标志,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所学校主要是为入朝参战机关部队培养财务,运输管理干部的,学制为三年。但因前方急需干部,只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加班学完了三年的课程。咱们四中的9名同学没有拆散,被分配在第五大队十四中队同一个班,加上山西、上海等地同学共14人,我被指定为班长,李家骅为副班长。董广明被任命为一区队区队长。一开学每人先发一把算盘,学校怕大家不愿意当会计。就先学《伟大祖国》、《人民军队》、《阶级观点》三门政治课。为前方速培的学习生活异常紧张,但来自四中的同学,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在学习成绩、遵守纪律、文娱体育、内务卫生等各方面,样样走在前面,成为中队优秀班集体。1952年9月毕业分配时,通知我留校任教,当时我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参军就为抗美援朝,就是要入朝参战。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我写了血书,最终批准我入朝参战。

  经历战火洗礼

  1952年9月30日,除董广明留校任教外,四中有5名同学入朝参战,乘坐军车高唱着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我分配到志愿军后勤车管部财务科,当时科内有5个同志,主要任务是管理与核算志愿军车辆的购置、维修经费。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驻守在朝鲜成川郡香枫山,各个业务部分驻在几条山沟里。由于是战争初期,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里,美军油挑子飞机很猖獗,我们虽在后方,但由于是领导机关,是敌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为了不被敌机发现,办公室和宿舍都采取在山坡松树林中构建个体掘开式房屋,屋顶用松枝盖严,与周围的松树林浑然一体,晚上用棉被把窗户堵严,不让烛光透到外边。为了对付特务,每人还配发了一把手枪和一支冲锋枪。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山坡上帮老乡干活,这时来了几架美军油挑子飞机,扫射山下公路上的压路机(可能敌人以为是坦克车),盘旋着扫射,由于距离很近,我们周围也遭到了扫射,当时我毫不迟疑地扑上去护住了一个老乡的孩子,子弹就从身边扫过,打起一溜尘土。说实在的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倒不是有多高觉悟,就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是志愿军都会这样做。敌机走后,我从身边土里挖了两颗刚才美机扫射的子弹头保存下来,大小是个美帝侵朝战争的见证吧。还有一次是1953年初,我坐嘎斯—51帆布篷运输车押运着几箱上年度全军经费决算、账簿单据,回国到总后车管部报销。白天开车目标太大,只能走夜车,在山路上行车必须开大灯,当时沿路每间隔1000米设有一个防空哨,发现敌机防空哨就向空中鸣枪,通知司机关灯(司机在驾驶室听不见外边的飞机声)。驾驶室只能坐正副司机,我只能坐在一边,靠着司机的机智勇敢,巧妙地多次躲过了敌机的轰炸和扫射,胜利完成了任务。几年来在科里人员少,老同志们出差、回国看病等情况下,我一人承担着多人繁重工作,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此,经志愿军司令部批准给我立三等功,朝鲜人民共和国颁发军功章。这是全科同志的光荣,也是母校四中和军干校的光荣。

  经受动乱磨难

  1957年7月,在朝鲜战时和战后工作了五个年头后,按照上级的命令,我被一对一的轮换回国,调总后车管部财务处工作。相比之下我在处里还是最年轻的,不久即熟悉了工作。在处内勇于承担各种工作任务,算得快写得好,善改革敢负责,是处内业务骨干,多次被评为部先进工作者。

  为庆祝1959年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全军举行第二届文艺会演,总后系统组建了文艺演出队,我被抽调参加,其间认识了302医院的王体贵同志,共同的演出活动,使我们产生了爱情,年末我们结了婚,成为相扶相伴永不分离的终身伴侣。

  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来到了大动乱的年代,1966年4月安排我参加总后四清工作团,正在江西兴国搞四清,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急速回部参加“文化大革命”。总后机关原本是正面教育单位,但受社会上造反派的冲击,以及有的二级部长也站出来,揭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问题的局面下,多数群众都站到了反对邱会作的一边,谁料上边也有人被邱会作的两面派所欺骗,开大会出面保邱会作,一时间总后大院出现了白色恐怖。以邱划线。把总后机关搞的是非颠倒乌七八糟,没有了公平,没有了正义,对反对过他的人编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采取“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处理一批”的惩治手段,不少好同志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迫害致死。我属于处理的一批,被送到了银川贺兰山脚下,人烟稀少沙漠地带的总后五七劳动学校,名曰劳动实为惩罚,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膜拜,要在监管下,进行高强度大负荷的各种体力劳动。不但我被送去,株连爱人王体贵也被送去。她身体较瘦弱,身边还带着我们七岁、八岁两个儿子,劳累强度可想而知。给我的任务是带一个学生班———四队三排红四班,都是301医院领导层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辈反对了邱会作,他们也要进行“劳动改造”。无辜的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不畏艰苦敢于抗争,最终争得了先进班集体称号。

  我志愿参军选择了部队,经过18年的部队生活,更加热爱部队,但“以邱划线”挑动群众斗群众,还是坚决让我离开部队复员回京,连爱人也一块复员,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才知道邱会作是林彪死党,反对邱会作并没有错。总后派人来工厂落实政策,从档案里抽出了黑材料,我看到上边写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邢邦润同志抱有私心杂念,说错话,办错事,站错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外逃集团的嫌疑分子”(由于我当过志愿军到过朝鲜,故诬陷我是外逃集团嫌疑分子)。好狠哪!如果不是9·13把林彪摔死,我将永远背着这个黑锅,而自己又全然不知,真是太阴险啦。随后给我档案里重新装了一份材料:邢邦润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觉悟高……等等,就这样草草了事。可组织上不落实政策,不让重返部队,只不过把复员改按转业办理罢了。我和爱人18年、15年的部队生涯就此结束,实在让人寒心。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北京四中参军的学生,是经过战争考验,动乱检验的军人,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绝不会低头,无论到任何单位任何岗位上,都会兢兢业业认真工作,为母校增光,从部队到工厂从工厂到研究所18年的部队生活好似与世隔绝,真得一点也不了解地方情况。当时接待安置工作的是北京市仪表局人事处,分配我到北京蓄电池厂,说那里的财务负责人是韩国人,我们不能把财务大权旁落外国人,已经安排过两人都没接过来,你一定要想办法接过来。到厂后我被安排在革委会财务组,王体贵被安排在医务室,我则要从部队财务尽快转化为企业财务,为了加快熟悉它、掌握它,一连几天我白天上班完成日常工作,晚上通宵加班分析账簿报表,终于理顺了成本核算程序,建立健全了各项财务规章制度,采取多种措施压缩成本节约开支,利润总额逐年上升。1974年任命为财务科长。1979年通过北京市机械局、人事局考试,取得了会计师职称。

  光阴荏苒,到了1984年,我被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商调成功,与爱人又走到了一个单位。肿瘤所在后库,距四中仅千米,又回到了母校的身边,心中非常高兴。爱人从事科研工作我仍干财务。从企业单位转为事业单位,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为了尽快掌握科研单位财务管理,我利用在部队、工厂30多年来经验,结合肿瘤所的实际,制订了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内部支票”管理办法。受到了课题组的欢迎。针对肿瘤所空间小耗电大,需要购买仪器设备多的特点,设计了“购置仪器设备申请单”,实现了事前可行性论证,避免了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担任财务处长的8年里,建立健全了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颁发了达标证书。1986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8年9月经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并经北京医科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审定,同意具备了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1992年6月在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按时退休。

  两次返聘

  退休后,经历了两次返聘。

  第一次是1992年6月,北大医院徐文怀院长聘请我到该院财务处工作,经医院上级北京医科大学党委讨论决定,任命为财务处处长。办公地点在厂桥北大医院门诊的西门,从办公室的窗户就可以看到60年前在四中上学的大门(校东门),看到我最喜爱的大操场,我离母校近得不能再近了,好像婴儿又回到了母亲怀中,欢悦之情难以言表。

  在北大医院工作了4年,我把在肿瘤所建立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办法,结合医院实际加以运用,取得了同样好的效果。这些制度规定和办法,北大医院和北京肿瘤医院至今仍在沿用。

  1995年4月经考核,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我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加入中实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9年2月参加了首批中国注册税务师考试通过,北京市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批准我为中国注册税务师,加入华信诚税务师事务所工作。

  第二次是2002年5月,北京肿瘤医院游伟程院长聘请我回院任院审计负责人,组建审计室。我知道这是这辈子工作的最后一站了,已经70岁的我,勇敢的承担了这项任务。在院长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审计室从无到有发展很快,不仅迅速建立了内部审计范围、权限、程序等规章制度,而且通过实践运转良好,年年能为医院节省开支。游伟程院长在2006年审计工作会议上说,审计室成立4年来,在邢邦润同志的领导下,在维护医院利益,保护干部,建章立制,节约资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与医院发展期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审计室三位同志克尽职守,完成了医院的要求。

  爱体育能吃苦老了有好处

  回顾在四中读书时就十分喜爱体育,当时家住离校不远的旃坛寺西大街乙30号,每天下学后就和几个同学在大操场跑跳打球练单双杠,不练到天黑不回家。记得1950年曾和杜久昌等同学代表男四中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百米接力项目。还有一次在上体育课跳远时,我一下子跳出了五米二九,韩茂富老师高兴的对我说,如果专门练两年,我保你能跳到七米,可第二年我就参军了。到部队我仍然喜爱体育,走过的单位如果有篮球队我一定是队员。只要组织劳动我一定积极参加,而且绝不惜力。我今年已经79岁了,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还能保持较充沛的精力,得益于爱体育和能吃苦。现在仍然坚持锻练做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和老伴一块参加我们医院的钓鱼协会,既可锻练身体,又能陶冶情操。钓鱼好友海军少将张牧同志给我写了一幅字:“自讨苦吃,乐在其中”,的确如此。

  幸运结识老校长

  说起钓鱼还有一段趣事,那是1985年肿瘤研究所利用假期,组织职工到密云水库度假,7月2日夜两点半,我用手竿钓获一条重近20斤的大鲤鱼,1986年又去密云水库度假,又是7月2日夜两点半,用手竿再钓获一条重20多斤的大草鱼,虽不同年,但同月同日同时,周围同志无不称奇。为了留作记念,在好友李建生的帮助下,用2~4尺的宣纸做成鱼拓,请黄苗子、李铎、韩绍玉、苏适、刘炳森、周而复、沈鹏、李力生等著名书法家题字并精工装裱,成为一件很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通过我院周锦俊教授有幸与四中老校长韩家鳌相识,他真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朴实谦和的老校长,一位书法大家,我向他求教了许多书法知识,并贸然提出请他在大鱼拓片上题字,再求一幅墨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都欣然应允毫无推辞,令我十分感动。字幅我请名家装裱镶入镜框挂在书房,常看常新勉励身心。家鳌校长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只是相识恨晚。

  以上就是我从1951年到2011年60年来走过的路,从战争到动乱,从部队到地方,从工厂到医院,一段普通而又不平坦的人生路。扪心自问,做到了上进、诚信、正直、认真。

  我是四中培育的,是从四中参军的,我以一个标准的军礼向母校致敬,最真诚地感激母校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