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六十年前四中的校园生活
宋国瑞(53届校友)
  1950年我由北京私立汇文中学初中部毕业,因慕名四中有刘景昆、张子锷等几位全市闻名的老师,因此放弃了生活与学习条件优越,并可直读高中的汇文中学,毅然地报考了北京四中,并如愿以偿。当届四中的高中招录60名学生分成两个小班,我被编入高一乙班,我是寄宿生。那时四中的校长是来自革命老区的卞慎吾。


  一、谈校园生活

  1950年刚解放不久,四中的教学设施和宿舍条件简陋。全校全部是砖瓦平房。宿舍位于北面紧邻大操场的东西向一排瓦房。在通向操场门洞的东面有三四间房是教工宿舍,门洞的西面约有七八间房是学生宿舍,每间房约20平方米。所谓宿舍只不过是空荡荡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只吊灯外一无所有,学生要自带床板与条凳,我同班8名住宿生挤住在一间房内,在房间的北面与南面各搭了两排通铺,室内没有一件桌椅,也无地方放置。全校寄宿生约六七十人,主要是高中生。那时学校只有灶房没有食堂,两位厨工只负责做饭菜,开饭时各室派人到伙房用铁桶盛菜,用盒盛主食,拿回各自的宿舍再自行均分。伙食实行包伙制,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是新版人民币4.5元,尽管市面上大米、白面、鱼肉都敞开供应,但由于伙食标准低,每顿饭主食都是苞米面窝窝头,和清炖豆腐白菜,伙食主管是由各宿舍派人轮流作庄,到了月末最后一顿饭,若伙食费有结余,则吃一顿白米饭和猪肉炖白菜,算是改善一次生活。所有自习都要到各班级教室中进行。到了冬天宿舍与教室均升煤炉取暖,学校在宿舍院子中预备两口大缸,早晨盛上热水供洗漱之用。可以说那时住宿生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活。

  二、谈校园的政治生活

  在1950年秋季刚开学不久,便遇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学校为了让学生能及时了解时局与战争动态,在每个教室中都安装了广播喇叭。每天的早自习改成了集体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时事广播。为了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每个班级都组织了宣传队,自编话剧,深入到附近街道里院落中进行宣传。我班一位在学生会工作的同学刘化樵,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祖国慰问团赴朝,深入到志愿军前线进行慰问,回国后给我们全校及兄弟学校分别作报告,介绍“最可爱的人”不怕牺牲艰苦奋战的英雄事迹。在学生中掀起了给志愿军做慰问包的热潮,自己出钱,亲手制作,一般包内装有肥皂、牙膏、笔记本、笔及一封慰问信等,外面用一条白手巾包裹用线缝好,汇总送往前线志愿军手中。另外在高中三年级学生中掀起了参军参干的热潮,在四中有一批高三、少数高二的学生参军主要是空军,学校召开大会欢送,时隔不久有位学长回校给我们作报告,禀报他们参军后的军营生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在高校与知识界又掀起了“反对崇美恐美”运动,学校组织我们到某大学参观运动的成果时,讲解员说一些教授上课时不说中国话满口英文,还展出了一些学生写论文全部用英文书写,当时将这些现象统统归结为“崇洋媚外”,这也许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同时在“一边倒”的政策下,由1952年开始全国的中学与大学的新生的普通外语教学,统统由英语改学俄语了。我们因为在高中阶段已学习了一年英语,便不再改学了。后来上大学时才又改学俄语了。与此同时,在全国又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在农村开展了划分阶级成分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随后又在城市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些运动,无不与学生家庭与自身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学校都尽可能地配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听广播,组织报告会,参观运动成果展览等。我们就是在新旧社会交替,社会急剧动荡和变革中度过了三年高中生活。

  三、谈校园的学习生活

  在1950年我们入读四中高中部时,课程的安排基本是延袭老四中通识教育的传统,课程设置齐全,那时没有统编教材,参考书主要还是解放前的,例如代数是采用“范氏大代数”,其深度与广度很优秀的。课程内容的取舍,全凭老师的学识与经验。各门课程包括数理化,老师均不安排课外作业,每门课上到最后一节课便是考试,所有的课外作业,复习与总结均留给学生自己去安排。由于课外时间充裕,学生数理化兴趣浓厚,常流连于旧书摊,寻找有关的参考书。各门课的期终考试成绩从来不公布,更不存在按分数高低的排队现象。同学们也习惯于重视学习效果而不过分看重分数,没有人向老师询问自己的考试成绩。四中的老师尤其是数理化的名师,都强调掌握基本概念,基础要扎实。曾记得教平面与立体几何的管恕老师,因几何比较枯燥,因此管老师经常“插播”一些小故事,提升大家的精神。物理课的张子锷老师,讲课比较风趣幽默,鼓励课堂上提问,我们有问题多数是递条子给老师,张老师都能当堂给予解答。记得教解析几何的好像是王景鹤老师,把基本概念讲深讲透,但在课堂上从来不解习题强调夯实基础。最令人难忘的是化学老师刘伯忠(刘景昆)先生,那时刘老师身体不大好,夏天大热天仍穿棉袍。刘老师自始自终都坚持在实验室上课,我们都坐在实验桌前,桌上摆有各种化学试剂、试管等物品,刘老师边讲课边带着我们做实验,印象非常深刻。当遇到概念性难点时,刘老师不厌其烦地讲解,我记得当讲到气体分子运动论时,讲完一遍向我们懂没懂,大家谁也没吭声,刘老师又重新举例子又重讲一遍,再问大家懂没懂,见大家仍没点头,刘老师又换了一个更加浅显的例子第三次再讲一遍,这时才见我们点头了真正理解了才放过我们。既使时隔60年刘老师深入浅出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至今难以忘怀。


  四、谈校园的文娱生


  那时由于是男女分校,所以男四中与女一中挂钩合作联合组织合唱团与话剧团等。每年大型的文娱活动有三次,其中两次是“五一”与“十一”,白天游行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夜晚则在天安门前联欢活动,男四中与女一中班对班组成联欢小组,按大会划分的区域围成圈跳集体舞,并要主动邀请参加天安门前观礼的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尤其是归国观礼的赴朝志愿军代表们一起进行联欢,即使遇到乱风下雨也要坚持在原地活动。在天安门前联欢活动的主体是中学生,那时高校少,大学生更少,而且是跳青年舞,不如中学生跳集体舞能吸引更多的代表参加联欢。学校另一个大型文娱活动要算是新年文娱晚会,节目丰富多彩,全是学生自编自排的。除了以大合唱开场以外,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说相声和拉洋片,压轴节目是演话剧,印象最深的是我班的马惠田同学在一个表现抗美援朝的话剧中,扮演一个朝鲜老大爷,拄着一根拐杖走路颤颤悠悠的样子十分逼真活灵活现。我寝室的王春耕,李可靖等同学二胡拉得好,业余时间在室内大家坐在一起拉二胡,如《步步高》、《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广东乐曲,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向他们学拉二胡。后来在以我室为主自发组织了二胡表演队,不仅在本校登台表演,有时还到其他学校参加演出,丰富了业余的文娱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天傍晚,我们听说扮演“白毛女”的演员田华,在四中附近的中央直属机关大院内给干部作访苏报告时,我们十余个住宿生自发地去了,门卫见我们都胸佩四中校徽就放我们进院了。当时院中干部都自搬凳子坐满了人,在院子中央摆一张桌子,田华就站在桌前。报告尚未开始,她见到拥进来十来个学生站在后面便招手让我们到她的桌前空地上坐下来,田华那时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头上扎两只小辫,穿一身普通战士的棉裤棉袄,军装很朴素,作完报告后我们四中的学生请她给我们唱一首“白毛女”插曲,她答应了,但要求我们尽快地回校晚自习。那时我们也做了一次“追星”一族。

  五、谈校园的体育活动

  当我入读四中高中部时,体质很差,也不习惯锻炼。住宿生清晨起床后相当多的同学都到操场跑步,开始我只是在一旁观望。时间长了我也慢慢跟着学长跑。我寝室王梦阳同学身体很棒善于长跑,曾与其他同学组成四中长跑队参加冬季中学生环城接力跑比赛。后来在段炳辰老师领导下,在全校开展了《劳卫制》锻炼,把锻炼身体提高到保家卫国的层面上,全校学生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那时四中的体育器材与场地简陋,除了一个非标准跑道的操场之外还有一个地面坑坑洼洼的篮球场。我寝室的王春耕同学擅长篮球从一入校便担任校篮球队长兼中锋。在他的带动下我室有2-3人都参加了校篮球队。王春耕队长带领全体篮球队员亲自动手修整篮球场,请学校给买来几车黄土重铺厚厚一层黄土,然后人力拉石滚把黄土层碾平压实。经过他们的劳动后来才能经常举行校际间篮球比赛。为了练拉力,学校又没有拉力器,便动员自制拉力器。学校买了许多绳子及拉轮,我们将拉轮固定在墙上,绳子通过拉轮一端捆绑沙袋或砖头,拉另一端便可以锻炼拉力了。随后举办了一次全校田径运动会,强调不重成绩,重在参与,号召每人至少参加一项比赛,把体育锻炼推向了高潮。通过在四中高中阶段的《劳立制》锻炼使自己培养了锻炼身体的习惯终生受益。

  六、谈高考

  在1950年上四中高中时,并没有明确将来高中毕业后一定要上大学的目标。因为那时大学少,招生人数有限。以北京为例,国立的大学只有清华与北大,而燕京与辅仁是私立大学,学费高昂,不是一般家庭能读得起的,没有奢望一定上大学。但是有两部电影和一份期刊对自己的人生观影响很大。四中在周末在校园内经常放映电影,有一部是苏联片《乡村女教师》一部是《居里夫人》。另外在校图书屋有一份期刊《知识就是力量》对自己震动很大,自己立志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一生要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

  1952年我国在全国范围由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新建立了许多高校。1953年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苏联援建的141项和156项分别上马,国家急需大批建设人材。在1953年我们由四中高中毕业时正是面对这样的形势。国家号召高中毕业生尽可能全部报考高校上大学,而且给上大学的学生许多优惠:免除一切学杂费、住宿费、书籍费、医药费等,而且免除了伙食费(即吃饭不要钱),可以说只要带上衣服被褥就可以上大学(免除伙食费只延续了两年多后改为助学金制)。可见当时国家对人材的需求如饥似渴的程度。尽管如此,当时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仍不足够,国家又在机关和部队中选拔一批人被作调干生以补充生源。不过想上全国的名校例如清华、北大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因为当时是不分地域全国统考:统一报名,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试卷,统一发榜。那时是不公布考试分数的。在高考前,学校在教学安排中并没有预备复习时间,也没有组织老师帮助复习,这些全部交由学生自己安排的。我们这届四中毕业同学,在高考前便抽调出约五六个人大都是班团干部直接到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后被送往苏联留学去了。其他同学都参加了高考,大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我和同班的王汝勤同学同时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同一个专业又同窗共度了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