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的四中识字班
  赵世良
 

 

   看了2000年6月《四中校友报》总第33期第2版上赵国鼎同学的文章,想起我在校时也参与过这一工作,决定把回忆到的写出来,希望能从中看出老四中的一种精神。

   那是在1948年的暑假里,我刚读完高一,有位该升高三的同学找到我,就站在教员休息室的后院里向我说,让我参加识字班的工作。

   我本来不知道有这回事,更未曾想到要干。他说历届同学都干,他们要升毕业班了,课紧,我们应该接班。我就同意了。

   赵国鼎同学的文章说叫儿童补习学校,这可能是1949年以后的事。1948年就叫识字班,这是准确无疑的。不过虽然叫识字班,其建制却如同一所完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有,而且一、二、三年级还都不止一个班。暑假开学前,我们写了二十多张整开的大海报,贴到了整个西北城的各街区。到时就把学生招来了,自然都是些无力读书的贫苦孩子。

   上课就在原大礼堂的那两排教室里。当年四中学生上课都是每天六节,上午四节、下午两节,三点以前就放学了;周六则只有四节,下午不上课。识字班的学生就每天下午三到五点上两节,周六下午再上四节。时间少了一点,每周14节,但就用正规小学的课本,而且科目很全·。记得每周还上一堂音乐课,有四中的一台旧风琴可用,教学生们唱歌。只不记得有体育课,大概没上过。

   所有教员自然都是四中的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高二的。学校还专门给了一间办公室,地点就在原教员休息室的东边,隔一个小过道。和我一起教课的只记得有一位同班同学叫荣国凯,他是四中的早期地下党员之一,所以我想这识字班也非常可能是在党组织的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可惜荣国凯同学已于1998年去世,只好由别的知情同学来证实这一点了。

   解放前的中小学都设训育主任,识字班也设了,大家让我担当,我就干了半年。课程并不由我安排,但有了职务就得多管些事,记得我给缺课的教员打过好几回补丁。也就是临时代课,自然是缺什么补什么,所以我倒教过不止一门。现在想来,我们这些业余教师自然水平有限,但都敢干、肯干,并且认真,绝对没有搪塞敷衍的情况。学生们又多能自觉学习,师生关系是很好的,所以,学习成绩很不错。这位赵国鼎同学六年级毕业后,马上就考取了四中初一,即足以证明这一点。

   1950年4月末,我成了母校四中的图书管理员,一直干了两年半。算来赵国鼎同学此间正在校读初中,非常可能从我手里借过书,也许还有印象吧!四中同学从来就不是死读书的,我们自办伙食,组织社团,演出节目,编校报,办晚会,解放前夕还建立过小型的进步图书室。这些活动使我们从实践中懂得了必须尽力为社会、为他人做好事的道理。习惯成自然,大家都坚持了一生,现在则成了四中校友聚会时的永恒的潜在议题。我想,这就是我们四中人的共同语言吧!

 


 
 
(校友报2002.12.2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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