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的高三(四)
56届校友-王照乾
 

   1953至1956年,我有幸在北京四中上高中。母校在德智体诸方面的哺育,四中的优良传统和优良校风的陶冶,使我终生受益也终生难忘。离开母校四十六年以来,不管经受怎样的历史风云和人生变幻,对在四中的那段日子,对那段日子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的回忆,都会在心头涌起无限的温馨、眷恋,让人坚强、奋发而且变得正直、崇高。我在四中只是一名普通学生。更多地从对所在班集体的体验中,来体验四中的。今天,当我回忆往事。回忆母校母班时,仍不禁心潮起伏、壮怀激烈,心底的呼喊几乎叫出声来;哦,我的高三(四)!

***四中优秀班***

   我的母班在四中历史的序列中是六六班,在教学行政上是高一(四)、高二(四),最后定格为高三(四)。这个班一年级时是40人,后又从别班合并过来部分同学,阵容更为壮观。先后担任班主任的是苏亭午、马泽民、虞湘泉先生。毕业时52人全部是共青团员,其中4名共产党员。’除个别同学因故未参加高考外,14人考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包括留苏班转入4人),其他分别考入天津大学(3人)、南开大学(2人)、北京工业学院(2人,保送)、北京医学院(1人)、北京外贸学院 (2人、保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2人)、北京钢铁学院(1人)、北京石油学院(1人,留苏班转入)、北京俄语学院 (1人)、哈尔滨军工学院(2人、保送)、大连俄专(1人,保送)、大连海运学院 (1入,保送)、唐山铁道学院(4人)、天津医学院(1人)、太原工学院(1人)、山西农学院(1人)、北京工美学院(1人)、长春汽车拖拉机制造学院(1人)等院校,升学率可说百分之百。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优秀的班集体。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体现着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优秀集体。在这里,虽说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这个性也有存在和发展的充分空间,但主流却是共同的:充满理想,充满为祖国献身的渴望,具有民族的、阶级的、时代的高度责任感和自豪感,学习刻苦勤奋,思想积极向上,团结友爱,具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崇尚完美的道德与人格,追求健康的体魄和审美情趣,等等。

   这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班集体,是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风的典型。当时四中有评选优秀班的制度,每年在各年级评选一个班。我们班连年被授予“北京四中优秀班”的荣誉。记得其中有一年,第一学期的初评中,据说我们班落选了,大家在惊愕之余就去找参加过评选会的班长韩庆余算账,说:咱们班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无可挑剔,为什么你不去争。班长说,学校承认我们班各方面都好,但这个年级五、六个班,别的班也不错,也应该鼓励鼓励呀;评了别的班,不也挺好吗!大家一想,也就罢了。当然学年总评时还是评上了我们班,使我们的荣誉保持到了毕业。

***亲情与昵称***

   也许是为表示手足亲情,也许是为了增加生活情趣,在自然而然中,班上许多同学都有了姓名之外的称呼,说它是外号倒不如说是爱称或者昵称。这些称呼,绝无半点恶意,也非戏谑嘲弄,叫的应的,都透着稔熟和亲热。

   班长韩庆余,点名册上排1号,一派忠厚长者之风,在家里乳名“大余”,传到学校,通行于班上,叫起来像叫“大哥”一样亲切而郑重。杨毓祺,美术天才,身挑面相都像是斯拉夫血统的人,魁伟漂亮,被叫做“洋人儿”。团支书陈秉义、眼眯着时有几分朦胧,平时不苟言笑,正经如政委;脸盘子大,白里透红,书记之尊,偏叫“白薯”。蒋志是文娱委员,当时与女校朋友班联系时都是他和王建民当“攻关小生”,长得面庞清秀,辱红齿白,被昵称为“妹子”。赵经伦个子高坐教室后排,好像总是不肯正襟危坐,还时不时地给班上出些人未想到的似歪非歪的点子,被誉为“歪子”。学习委员王秀奇是河北固安人,任务庞杂,办事仔细就不免婆婆妈妈,又做得一手好针线,当然地就被叫做“老婆子”。来自昌平的王广厚,一付老谋深算的样子,自称“老夫子”,读了《三国演义》后又自称“卧龙”,因此被封为“小夫子”。军体委员宗诒鼎,虽是中跑好手,但清瘦异常,净骨无肉,号称“人干儿”,即木乃伊之谓也。张国廉浑身是肉,干什么都是拼命三郎,赛跑时常会闭着眼咬着牙冲出跑道,长得有点像苏联电影里的一个小伙儿,于是被叫做“瓦列里”简称“瓦列”。康质学心直口快,爱辩个理儿,有时说话带点玄虚,就被以大哲学家“康德”的名字扣在头上。蓬铁权是全北京闻名的长跑健将,当然也就成了班花,肺活量大,脉博每分钟四十几下、脸色黑红,在跑道上拼劲似铁,名字就删繁就简只称“蓬铁”,有时也叫“大个子”。刘拯华是湖南娃儿,乡音难改,说“湖南”为“夫兰”,冬天手指冻成胡罗卜,但那脸可白净细嫩像个女孩儿,爱称就成了“胡兰子”。甄润已,眼睛贼大,常常在眼珠溜溜转转之后说出点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被命名为“乌贼”。王绍之是房山人,多愁善感,喜欢贾宝玉,有点见月伤心闻花落泪的味道,还改“之”为“芝”,但身板尚属硕壮,只好叫做“二嫂子”。宋伯符忠厚善良,是全班最胖的一位,当年胖还不是缺点,叫“胖子”只是为了亲热。邹庆彬热衷健美,常常展示胸肌三角肌的雄姿,人们索性称之为“块儿大”以示褒扬。胡德喜欢诗歌,有时偶发诗兴就像诗人似的疯一下,被称做“胡风(疯)”。徐庭桂的说笑,虽然京腔并不那么地道,仍被叫做“桂儿”,不知和《法门寺》有无关系。其他如郭家骥叫“小甜儿”、王成照叫“梆子”、李丽笙叫“老挺儿”、李文志叫“白脸子”、曹毓恒叫“小猫”、聂维田叫“聂维子”、寇学尼叫“老寇”、谢贵昌叫“老日”、韩光启叫“韩当”、乔传伟叫“大脚”(足球校队),等等,都各有其来历,此处不及细述。也有一些同学似乎没有外号,一般是免姓称名比如“建民”、“敦詠”、“俊杰”之类。当然也可能有过别的叫法但不够传神因而未流传开来故而我没记住,或者有的人太完美太无懈可击?但有一点却值得提及,对于几位过于安分守己诚笃老实的同学,大家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把他们当作保护对像,生怕伤害着了他们,比如周秀平、朱永恒就没什么外号,大家正儿八经只称其姓名。

***生活真美好***

   当时学校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班主任只是代表学校总揽全局、班上的具体事务包括思想、学习、纪律、卫生、体育锻炼、文娱活动,都是班、团干部领导、安排、管理的。我们这个班成为铁杆优秀班,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干部班子,以班长、团支书为核心的班团干部,都品学兼优,以身作则,克己奉公、先人后己,具有极强的能力和极高的威信。在班团干部周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积极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层层扩展、把全班凝聚成了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整体。生活在这个集体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感到:生活真美好。

   我们班的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班里每逢春秋两季都组织郊游,平时在周末常有教唱歌曲、唱片欣赏会、跳绳和足球比赛、跳集体舞、与女校联欢等等。许多中外歌曲,包括不少俄语歌曲,都是这样学会唱的。至今脑海里都常常浮现在教室对着用报纸抄的歌篇先唱谱后唱词的情景,以及韩庆余一句一句教唱京剧《武家坡》的认真劲儿。

***清明节纪事***

   除全班性活动外,团小组也常组织一些活动并吸收团外同学参加。在高二那一年的清明节我当时还未入团,参加了一次以住校生为主的团小组活动,是去八宝山扫墓和郊游。头一天晚上,到住在草篮子胡同的韩光启家炒了一大锅加榨菜的木须肉,第二天又从食堂领了下午饭的馒头。不知团干部从哪里借来了七、八辆自行车,大家骑车到了八宝山,祭扫了烈士墓,就在树林里聊天做游戏。那天我吃到了一生最好吃的榨菜木须肉。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我们骑车返城。不料骑了没多远,我的车放炮了;当时这条路还很荒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边都是田野,当然不会有修车摊。大家停下来七手八脚摆弄了半天也无法补上车带被扎的洞。我请他们先走,说推一段修好车再追他们。结果他们都不同意,大概潜台词是:困难当然应由团员承担。这时团小组长宗贻鼎硬跟我换了车,别的团员不顾我的挣扎而一致支持他的方案。我只好心怀愧怍地上车随队先走了,回头看看宗贻鼎正推着车远远跟着。我们到校后两个多小时,天已渐渐黑下来,宗诒鼎才回来,他是一直把车推到复兴门才找到修车铺的。

***手足情意深***

   有一次在教室发生了戏剧性一幕:不知什么事引起,只见蒋志急红脸快哭了,满教室追打杨毓祺。这可是一场“不对称战争”杨毓祺身高体壮,蒋志瘦小娟秀,放在竞技场上两人差好几个级别。但战争的结果是,杨毓祺终被追上,笑嘻嘻地夹紧胳膊抱住肩膀,任蒋志追打一通才罢,绝无还手的意思。这一幕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在多年后我做教师和校长时,常常提到这件事,因为我想,“弟弟之所以放胆恃宠使性是由于他有对大哥哥的信任,大哥哥之所以宽厚忍让是由于他有对小弟弟的友爱,这里所蕴含的是怎样的亲情、怎样的素质、品格啊!

***委屈的亚军***

   既然是优秀班,自会在各方面都奋勇争先。有一次全校举行歌咏比赛,分高、初中两大组。高中有十几个班,争个冠军可不容易,因此我们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我们请了女六中朋友班的女同学参加,以便增加声部和色彩,有分有合地进行了多次排练。参赛歌曲是多声部大合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和苏联队列歌曲《游击兵团之歌》,为后一歌曲还专门向部队借来了军装然后配上了肩章帽徽,穿上十分威武英俊。指挥是蒋志,钢琴伴奏是赵经纶、《大渡河》前面的散板由唐质学领唱,开船号子则由刘芝海领唱。在比赛那天的演唱中,大家激情洋溢、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气概、游击兵团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的意境都表现得恰到好处。不料,另一个班有一个未变声的同学,他们就用了童声领唱,虽然整体上比不上我们的演唱,但是这童声领唱比较独特受到评委青睐,因而夺得冠军,我班屈居亚军。这事到现在我都有些感到委屈。

***埋地雷游戏***

   有一次去颐和园郊游、玩累了聚到大门内大殿身后檐下玩一种“埋地雷”的游戏,张熊当裁判,其他参加者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各在对方预设一个伏击对象,再派一人去裁判耳边告知,一来一往中,如果派出的人正好是对方的伏击对象,就算踩了地雷,裁判听完你的耳语就“轰”的一声,把你炸出局去。有时裁判故做无事状,等你回到原地刚要落坐时,他才“轰”的一声把你炸个连跳带叫。

   不想后来在班上举办的足球比赛中我们队也中了一次埋伏。当时组成了两个队,可以自己取个队名报到班上。经过侦察得知对方自称“潜水艇”,含有不露声色浮出水面再见高低之意,有点气势逼人。我们秘密商议,决定叫“鱼雷”,不管你什么艇炸了再说,就悄悄报了上去。那次是王兴年当裁判兼现场快嘴解说。到开赛前打出海报时,竟是“鱼雷——扫雷艇”,对方改成了专打鱼雷的扫雷艇,真把我们气了个趔趄。比赛中虽各有斩获,算是打个平手,但总觉得踩了地雷,中了埋伏,心有不甘。

***一只细瓷碗***

   周长荣是病休复学后插到我班的,他身体瘦弱得走路打晃,细细的脖颈上顶着园溜溜的脑袋,头发又细又软摸上去毛绒绒的,被叫做“小毛桃儿”。人极聪明,文理皆优,才华横溢。他患的是肺结核,在当时属不治之症,所以大家对他格外疼惜,在他面前也格外小心,避免提到身体、疾病、寿命等话题。

   有一次在宿舍我把他的一只瓷碗碰到地上打碎了,虽然他说没关系,但我心里不安,就偷偷去买了一只细瓷中碗准备还他。蒋志拿起这只碗仔细端详后说,碗是好碗,可上面的字是“长命百岁”,会不会让他敏感、受到刺激?我一想也是,买时没仔细想这上面写的吉祥话是什么,只想到碗很精致美观。经蒋志这一提示,我后悔粗心,把碗放在架上一直没敢给周长荣,直到他一年后去世,我一直欠他一只碗。只是在我们毕业后办的《六六春秋》班报上,我写过一篇“哀哉周郎,痛哉周郎”的短文纪念他。

***蓬铁权被踩***

   我们班有许多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在全校以至全市的比赛中都有获奖甚至争冠的实力。周俊全、邹庆彬是游泳好手,可惜当时少有游泳比赛。一次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可为我们的几位田径高手提供了机会,蓬铁权的三千米和一千五百米、王建民的百米和跳远、韩庆余、宗贻鼎的八百米和四百米,以及与别班选手合作的四百米和一千六百米接力,都成为争奖牌的热点,因此全班出动到先农坛体育场助威。

   蓬铁权的两项长跑,在和们的想法是不是争奖牌而是拿冠军的问题,因而更为关注。先跑一千五,是三又四分之三圈,按蓬铁往日惯用的技术组合、会是第一、二圈保持第二、三位,第三圈半时开始领跑,第四圈时已可拉开与后面的距离,在全体冲刺时保持距离并第一个撞线。发令枪响了,蓬铁大步流星占据了合适位置,并从容不迫地让别人挤到前面去领跑。自己则紧紧咬住。看来—切顺利,但随即出了怪事。跑过两圈时蓬铁突然力不从心似的慢了下来。逐渐落到了五、六名,这可绝非正常,大家焦急万分。这时有同学说跑到—圈半时好像蓬铁身子歪了一下。我们眼睛盯着蓬铁权,他到第三圈未完时终于—拐—拐地退出了跑道。 事后我们才知道,他被一个人重重踩在脚面上,跑鞋的钉子在他脚上透透地扎了三个洞,他的鞋窠到处是血。他知道是谁踩的,但那个人却不肯承认。我们为蓬铁带伤坚持又跑了一圈感到骄傲,为冠军被别人踩丢感到惋惜,同时对那个踩伤别人却没有勇气承认的人有几分鄙夷,因为那不符合我们班的为人风格。

   就在这次运动会上,韩庆余获得400公尺和1600公尺接力两项第一名奖牌,他毫不犹豫的给蓬铁挂在胸前一块,并说:“你就是大会1500公尺的冠军”。

   四中有非常棒的体育老师,也有一个非常棒的大操场。四中操场之大,在当时全市中学当属绝无仅有。四中长方形校园,仅缺东北一角,那是一块院门常锁的法国茔地,后来才盖了楼,即今金台饭店稍南之地。大操场除有四百米跑道外,南北均有宽阔空地,南则建了教学楼,北边则—带小树林,多是洋槐,夏天时稍有北风,花香吹遍全场。

   大操场之所以难忘,是因为除了体育活动外,还是我们晚饭后聊天谈心,看西天的晚霞、数天际的星星、目送南飞北归的雁行的地方。想到这大操场,会联想起许多美好往事呢。

***喊四中万岁***


   当年“五、一和“十、一”游行,最后几个方阵是体育大军,四中每次都参加。因为游行队伍过了东三座门须迅速整顿以便整整齐齐通过广场,所以四中的队伍有时被安排在最后几排以保证把方块压齐。1955年国庆前的一天,西城这片的体育大军在四中大操场合排合练。操场南侧指挥台一带站满了指挥部和各单位领导人,教学楼的窗口则站满了本校同学。各单位的队伍一拨一拨走过,最后是四中的队伍。当我们踏着骑兵进行曲的节奏,高呼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陈身体,建设祖国”的口号,正步通过主席台时,那队列的整齐、脚步的有力、口号的雄壮,真如钢铁之师压过大地—般,主席台上和其他参演队员、我校观阵的同学,都热烈鼓掌欢呼起来,教学楼还传出“伟大的四中万岁”的呼喊。

   合操完毕,外单位的检阅和参演人都走了,我们按四中团委书记屈大同老师的要求留在操场,和教学楼窗口的同学一起静候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表扬。屈大同开始讲话了,他说:“刚才有的同学喊了个错误的口号,我们四中没什么伟大的,更不能喊它万岁,我们只能喊祖国万岁,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能喊什么四中万岁。四中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祖国的心脏,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而正因这样,我们做得多好都是应该的。当然,我们今天的队伍操练得很好,这是同学们刻苦努力的结果,但难道这不完全是应该的吗?”大家静默了片刻,然后就哗哗地鼓起掌来。屈老师的这段话,至今我记忆扰新。如果当时有录音,与之对照起来,我这段记述也敢说接近原文。

***连榻惊谁梦***

   当时全校只有一座教学楼,其他都是老式平房,秦砖汉瓦。我们班住校生有十七、八位,都住在一间平房里。没有正式的床,都是木凳上搭上木板当铺。为了节省地方,多数都是连铺,就是几个人合用一张大铺,每个人的地盘不够褥子宽,因此褥子都是—边压一边地铺开的。由于是连铺,也就会发生单铺没有的故事。我睡的是三人连铺,我居中,西边是王广厚,东边是郭家骥。还是高三下学期了,王广厚脸上长了个大疖子,还没到开刀的时候,由学校卫生室给他搽上药用纱布绷带盖着。铺位窄,他们俩可以把手脚伸到铺外舒展舒展,我居中,伸手伸脚都得侵略别人。有一次在睡梦中,不知怎么就一拳打在王广厚的疖子上,自己浑然不知,他却疼得从床上跳起来。他看着我酣睡未醒,知道不是故意的,就不叫醒,只把我的胳膊送过边界,然后捂着脸咬牙忍疼辗转反侧去了。我的过失,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有一事也让我后怕不已。郭家骥人不胖却打呼噜,而且声音沉重宏亮。有时实在难以入睡,我就拉一拉他的枕头,他动动身子,我趁机去见周公。有一次半夜把我惊醒,那鼾声正在耳边响如狮吼。我照方抓药拉他的枕头,但狮吼稍伏又起。我只好把他的枕角向下斜拉下去,果然有效,鼾声顿息。我正准备趁隙入睡,但觉得快二十秒了他竟声息全无,我怕有变故,连忙把他的枕头推回原位,这时只听他喉间轰隆隆一声巨响,同时急急地喘了一大口气。他被这动静震醒了,我则又喜又惧,不知如果不给他把枕头拉正会有什么结果。

***入团申请书***

   我在班上大概算是最不用功的一个,而且常常我行我素不受约束,不属于前面所说的积极分子圈,顶多算他们的“红外围”。但不管是班团干部还是积极骨干们对我都很好,我内心里也非常喜爱这个班集体,喜爱这些同学,只是不大愿意把这些喜爱表现出来。到高三了,我才第一次递交入团申请书。我特地选在1955年“一二、九”纪念日这天,在第一节晚自习后递交给王建民,因为他对我关心更多,我也非常敬重他。当时他正跑到楼下透风,我追到楼下,把长达十七页的申请书递给他,他高兴地把我搂了过来,亲热得不行,然后我们紧紧握着手靠着肩上楼走回教室。第二节晚自习后,他在班上宣布了此事,并读了我那申请书的片断,同学们都鼓掌表示欢迎和祝贺。团支部在征求我的意见后指派张熊、张国廉为我的入团介绍人。1956年2月7日,春节前夕,团支部开会,通过了我与杨熙视的入团申请。

***文明的胜利***

   紧张的高考结束,等待着发榜的日子是难熬的,于是班上组织大家去郊外宿营。那次是同女四中朋友班—起去的。这是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了,大家都准备好好玩几天。从部队借来汽车,几十名男女准大学生来到玉泉山西北方向一所小学,学校放假了,我们分住在两间教室里。当地蚊子多,干部们借来好多蚊帐罩着铺有木板的地铺,每晚还得点上蚊香和蒿子绳。吃饭是在马路那边的部队大院(现为军事科学院)的食堂里搭伙,部队的饭菜好吃极了。白天,我们爬香山,游樱桃沟(当时通行叫法是周家花园),游碧云寺卧佛寺,到颐和园划船和做军事游戏,晚上在长满庄稼的田野里、打谷场上、小路边谈天说地,畅想未来,真有十二万分的惬意。女四中同学的表演唱《集体农庄有个挤奶的老姑妈》也很精彩。

   有一天晚饭后,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突然,从院子东北角传来一阵声嘶力竭的叫骂。原来那里的小平房里住着一双中年夫妇和一位老太太及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当属一家三代。那汉子像是看院子兼杂役的工友,叫骂就是从他嘴里喷发出来的。起初我们以为是在骂他妻子,很快就发现竟是在骂那小女孩。那语言之污秽、内容之恶毒,真是不堪入耳。我们在学校是不会骂人的,平时说话都不带脏字,乍闻这等污言秽语,犹如掉进粪坑。特别是,当着我们的面,这些污秽还送入女生的耳朵,我们感到莫名的耻辱和羞愧。那汉子不停地花样翻新地骂着,我们不禁心头火起。但干涉他?无异于火上浇油使他更添骂劲;用拳头制止他,似也出师无名。就在这时,王兴年(当时我感觉就像横刀立马的英雄)站起来大声说:同学们,我们唱歌吧,让优美的歌声把他压下去!于是我们就一首接一首唱起来,记得其中有一首是我我们班教唱过的苏联电影《走向生活》的主题歌,“太阳东升,朝霞放着金光;新的生活,召唤着我们前进”,歌声里充满了健康、高尚。觑便观察那阴暗的角落,叫骂声停了,不知是自惭形秽而龟缩回去,还是被我们的声威吓住。我们终于用文明战胜了野蛮,用高雅战胜了恶俗。我们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唱着歌儿走出院子,走向田野。

***永恒的品格***

   生活在四中,生活在我们高三(四)班,会养成一种品格。而品格一旦形成,就会是永恒的。我们在四中,在高三 (四),生活仅那么几年,但那品格却不会随着几年岁月的逝去而消失。这里仅记述两件事,来看看高三(四)传统的延续。

   —件事发生在毕业一年后的暑假。

   那时我住在甘家口,从南开回来过暑假。有一天杨毓祺、康质学到家里来邀我一起到钓鱼台去游泳。我们游泳的水域,西边是一座拦水坝,东边有一座水闸拦住玉渊潭方向的来水,形成强劲水流下泻,激起美丽浪花,我们游了一会,想变点花样,就游向那水闸,想试试顺流冲下的滋味。走了一段,觉得水流不大好掌握,走在前面的杨毓祺突大喊,叫我别过去,说水面下有旋涡,危险。他边喊边被旋涡向闸前卷去,我想赶上前拉他—把,身子早巳不听使唤,不由自主地被卷了过去。我们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很快就被卷到闸下。一面是强劲的水流,两旁是水泥的硝壁,我们不顾—切用手死扣硝壁的接缝,但壁缝又浅又滑,眼看坚持不住要被水流卷起涡底去喂鱼了。这时水泥壁上系下一条

几根皮带接起来的绳索,原来是康质学跑到岸上组织人来救我们。我和杨毓祺都处千钧一发险境,此时他竟大喊:照乾你先上!”让我抓住绳索由上面的人生拽了上去。等把杨毓祺拽上来时,他不但膝盖、腿腕伤痕累累,几个手指尖也已扣得血肉模糊。唉,还是那样,他把危险留给自己;还是那样,高三(四)品格!

   另一件事发生在毕业二十多年之后。七十年代初,邹庆彬同学不幸遭遇车祸而去世,身后留下老病卧床的父亲无人照料。我班另一同学杨熙祖知道后,就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养起来,侍便喂药,有如亲父,直至为老人送终。啊,还是那样,养吾老以及人之老;还是那样,高三(四)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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