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选择
闫华(1953届校友)
 

 

   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非常有意义的选择,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一次是1953年在四中高中毕业,并以第一志愿考取了我久已向往的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这时北京已解放 4年,进城的部队、工作人员和劳苦大众子弟强烈要求进入中学学习,北京市受到很大压力。为此经中央同意,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扩大中学入学班级,师资不足,则在当年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北京各中学都召开了动员会。四中由于平时教育得好,应届毕业生都选择了报名留校从教。领导从中选出了史会仁和我等十来位同学留校,有的担任教员,有的担任大队辅导员等行政工作。当年四中初中一年级招收了六个班,入学学生增加一倍,缓解了北京学生入学难的问题。留校工作两年后,1953年成立的北京师范学院有了毕业生;外地调入的师资大量增加,师资紧张的状况才有所缓解。北京市教育局召开了留校生大会,会上孙国樑局长说:在革命进程中,革命者都以革命需要为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延安时期有的先进“抗大”后参加革命实际斗争;有的先实践后进“抗大”;有的一直没有机会进“抗大”。‘你们这些同学能服从需要留下来教学,都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捂的人。现在师资形势已经缓解,愿意去大学学习的可以复学;愿意继续留校教学的我们欢迎。我和几位同学复了学,史会仁等几位同学继续留在学校任教。

   另一次选择是我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研究科工作。1960年国家遭受自煞灾害和“五风”危害。农村形势和农民生活都很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抽调“万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纠正五风,搞奸生产”。我报名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等十二位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为我们作了动员报告,讲了形势,讲了困难,讲了需要‘。陈毅副总理说: “当前山东、河南等省群众口粮只有十几斤,你们下去也只吃27斤粮食,以地瓜干为主,还要和困难的老百姓(如敬老院的老人)一起吃。你们敢不敢去?”我们都表示越是困难越要去。最后一天周总理作报告。当发现有一些同志确实还有具体困难时,当即批示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再和每一位要下去的人谈话,凡有困难者一律不去。中央人事部也问到了我。当时虽然我刚结婚,爱人在农大读副博士研究生,我也表明没有任何困难,不要照顾。出发时,邓小平同志到车站送行,专列把我们送到济南,而后到山东省梁山县的一个分队和群众一起学习政策,共同生产,吃野菜、吃笮草,终于战胜了困难。1962年底,完成任务后我被调到山东省农科院做研究工作,直到退休。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在关键时刻能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呢?是母校四中教育的结果。在学校时,老师们经常谆谆教导我们,要学革命者、学英雄、树立革命人生观。而且有很多师兄如刘铁岭、陈肇彬、屈大同、刘化樵等,在革命需要时,毅然放弃学习,留校工作,参军、参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一生中这两次较大的选择,虽然当时也影响了一些个人利益,但对社会有利,对我整个一生也有很大收获。 1994年,我在1954年教过的初一(2)班的同学们找到了我,并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共叙往事,交流现在的生活、工作状况。时间已过去近50年,当时戴着红领巾的初中一年级学生,现在都成了“花甲”老人,并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的成为名画家、名书法家;有的是将军、教授、研究员、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等等。同学们见到我都很亲热,也很尊重。对我当年做过的一些平常事,仍记在心里。如当年为引导他们把“过剩”的精力用于体育锻炼,我和大队辅导员曾给他们买过足球,组织球队;刘玉山在钓鱼台湖畔除“四害”赶麻雀时受了伤,我去看望他;以及如何教他们课,如何组织他们春游,做军事游戏等,很多事我都忘了,他们仍清楚地记得。2002年9月,班里还在北海公园濠濮涧为我过70岁生日,使我非常感动。我的第一次选择,使我和50多名同学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友情,令我永远感到欣慰和自豪。

   在农村和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几年,不但锻炼了我的毅力和身体,而且交了很多农民朋友,对农村、对农业生产有了较深的了解和认识。这次选择,使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学生受益匪浅,,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转折,对我以后40多年所从事的农业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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