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与应变
——忆周长生先生的“棒喝”教学法
 

  佛门禅宗传教悟道,素有顿悟、渐悟之分。面对法缚、见缚、我缚等难解之题,禅师忽作狮子吼,一声棒喝,令意障痴迷者菩提自现,立登般若,此法即名“顿悟”。北京四中周长生老师之教学法,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得高中时上解析几何课,周先生出得一道有关定比分点与两点间距离公式的考题。题目不难,套用公式稍作变化即可求解。正当吾辈沾沾自喜之时,先生忽问———公式忘了又当如何?顿令大家瞠目结舌,手足无措,迷茫之中,忽听先生一声断喝:“公式忘了,相似三角形也忘了吗?!”言讫运笔如飞,沿坐标轴平行方向数条辅助线一画,一个标准的相似三角形题型顿现眼前,再往下似乎一切言语都已属多余,什么解析几何与平面几何的关系、已学知识与新学知识的关系……,如此等等,不言自明,刻骨铭心,真可谓不着一字(言),尽得风流。

  其实先生所教,又何止区区解题方法而已。

  古人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苏洵《心术》)。”而为将所需的这种“定力”,实际是与人的应变能力及自信心密切相关的。本人生性愚鲁,素无急智;随机应变,本非所长。但在周先生多次“棒喝”之下,逐渐感悟到———无论遇到何等难题新题,只要不慌,冷静思考,则运用你已经掌握的知识或经验,原来全都是可以解决的———因而渐渐多了些处变不惊之风,应变能力也随之有所提高,自信心亦强了许多。这种能力的增强与提高,到读大学时即凸显出来。

  文革时期,本人虽身为学生,也曾发配位于陕西眉县的干校接受锻炼,适逢宝鸡地区组织清查外流人口,被派遣参加。本以为只是陪同他人查户口,没想到被孤身派往太白山下一“敌情”最严重的大队坐镇。刚一进村,即有大队党总支书记、民兵营长等恭恭敬敬前来请示工作,顿令我这刚刚20出头、尚未入党、且尚无任何社会工作经验的一介书生“受宠若惊”。然凭借在四中读书时当过团委会组织部长的有限阅历,倒也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次日,被请求亲临现场解难题,遂搭乘拖拉机颠簸数小时前往秦岭深处某生产队。又没想到正赶上传达中央×号文件,方圆百里的山民被聚在一起,主持人一见本人身着军装,不问情由即宣布:“请县武装部下来的老张同志讲讲战备问题。”当即令我头大如斗,但面对山民期盼的眼光和热烈掌声,实在不忍也无暇更正,只得硬着头皮上台,凭借军校学生之素养及平日对于时事的关心,现场发挥,旁征博引,居然也讲得头头是道,安渡难关。

  参加工作以后,所遇“险情”更是不计其数。例如在兵工厂任技术员时,子弟学校于中考前总复习阶段,因数学老师突然离岗,被临危受命给毕业班代课。面对学生不知何处寻来的各类难题怪题,知其在掂量吾之深浅;虽文革中已荒废学业多年,但拜周先生当年“棒喝”所赐,终能沉着应战,一一化解,幸而未堕师名。又如在新疆经委任工程师时,一次因故到其他会议上蹭饭,却被误作是“张总工程师”而被邀讲话,我直待掌声响起时方醒悟与会同仁中惟吾姓张,走上讲台时看到会标方晓知当日所开为何会,故虽无须“七步成诗”却必须十步成稿。结果虽非本人主管业务却也旁观者清,是日发言竟获与会记者高度关注,被追着接受采访。再如任质量处长时,却忽被抓差去现场处理下岗工人上街“闹事”之突发事件,面对群情激昂、满腹冤屈的工人兄弟,凭着一腔真情,数句实话,加上对下岗分流政策的个人理解,居然毫发无损,涉险过关,还差点儿被工人们请回家吃饭。诸如此类,一生阅事多矣,似乎还真没有被难倒过,真应了那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老话,但此临危不乱的镇定之心,最初却是滥觞于周长生先生之“当头棒喝”。

  由此反思今日之“素质教育”,据说还要区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未免搞得太复杂了吧?按时下流行的分法,数学能力应属“智商”,应变能力似属“情商”,理应分别训练,各行其道。但本人应变能力的提高,却实实在在得益于周先生的数学课训练。本人当年成绩一般,想必周先生不会记得吾之姓名;但我却永远记得周长生先生,记得先生的“棒喝”。我想只要周先生这样的“先生”多了,“后生”们的素质自会提高,无论“智力因素”还是“非智力因素”,因天下之理都是相通的。一家之言,不足为训,敬待有识者批评指正。

 

张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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