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校长、一流师资、一流生源
于文元(65届校友)
 

  凡诸名校,必具一流校长、一流师资、一流生源方可成就。北大、清华如此,剑桥、耶鲁如此,哈佛、斯坦福如此,北京四中亦如此。

  校长者,一校教育、教学方针之制定者。唯一流方针,方有一流名校;唯一流校长,方有一流方针。故蔡元培力主“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及“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开北大百年风华之始。昆西在“与帕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的哈佛校训基础上,进而提出“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真理本身,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奠哈佛三个世纪辉煌之基。当然,是否一流总要有些值得称道的东西。如我四中首任校长王道元,身兼前清举人、北大学子,学贯中西,率先将北大精神和人才引进四中,被公认为北京中教界的“保派”(即保定派,尊崇蔡元培,倡导科学与民主)领袖;1925年至 1940年间的校长齐梅阁,把学分制、设选修课等先进教育理念引入中教领域,聘请大批优秀教师来四中任教;刘秀莹校长面对文革后一落千丈,平均成绩一度滑至西城区第6名的四中,7年吃住在校,终挽狂澜于既倒,使母校重归北京市前列;俞汝霖副校长于60年代初,经深入调研集思广益,总结出“教学10条”,至今仍不失指导意义……,如此德言功业,不名一流亦是一流,足以为后世楷模。

  教师者,一校教育、教学方针之实践者。唯一流师资,方能培育出一流人才。如蔡元培诚邀辜鸿铭、梁漱冥等各路名家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任教北大,所造就的人才对中国影响延续至今。四中师资一流亦举世公认,如1932年全校40名教师中,即有出身北大者12人、北师大9人、留学生10人,其中马文元、刘景昆、李直钧等均为享誉30年代知名教师。解放后更是名师辈出,如张子锷、漆世芳、周成杰、周长生、罗宝贵、顾德希、韩茂富……,可谓群星荟萃。正是这代代名师继往开来,方铸就四中百年辉煌。然得贤难,任贤更不易。因正如哈佛等27任校长劳伦斯·萨莫斯所说:“最优秀的人并不总是最容易相处的人。事实是使人们最具创造力、最富挑战性、思想令人振奋的特点的同时,也是这些人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合社会。而一流的大学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故知唯一流名校、一流校长,方可用一流名师。

  至于一流生源的作用自不必说。英国剑桥大学校长甚至认为在办好一流大学诸因素中,生源的重要性占70%。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一比例,生源质量之重要恐毋庸置疑。四中正是于建校伊始,即于顺天府24县中每县限招2人,开精英教育之先并形成了传统。故在1915年 10月京师中小学第一次观摩会上,四中即名列第一,个人前3名均为四中所得。直到“文革”以前,四中学生在全国、全市有关竞赛中屡屡夺魁,北京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团体总分第一,升学率及考取一流大学比例遥遥领先。吾辈在校求学时,屡闻有名门子弟仅差几分而不得进四中,足令四中学子人人皆可为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唯此方能大面积保证生源质量,其他任何方法都会导致弊端丛生,故这一原则万万破不得。只是不知今日四中领导是否还有此胆识,若无,则四中危矣。一流生源必为全面发展之人,故我赞同吾班学友张雪强“文理双修、德行并重”之论。唯如此方可造就有宽厚文化底蕴之人才,而非仅有一技之长的工具型“匠材”。故广招“特长生”等沽名钓誉之举,恐亦非四中所宜。

  故知唯一流校长、一流师资、一流生源方是成就一流名校之根本。今人浮躁,大多不愿下此苦功。君不见今日高校改名成风,专科改学院,学院改大学,似乎一改名即可成名校,捷则捷矣,只是不知今日能有几所大学敢与麻省理工学院叫板。谢天谢地,四中还未改名,唯愿四中能继续在三个一流和传统上下功夫,永葆四中清誉,则四中幸矣,四中学子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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