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育德理以益智——也谈四中精神
赵之蔺(43届校友)
 

  看到本报60期张雪强校友关于四中精神的概括,深有同感。作为续貂,笔者提出补充,“文以育德,理以益智”,以使这一精神更具可操作性。并以本人及本班数十年经历为例,加以说明。

  我们是1943届高二(5班),全班33人,在80年代联系到24人,占75%。其中学理工者20人,医农3人,文科1人。学理工者多,有个客观原因,那时是个“毕业即失业”的年代,学理工比较好找工作和少涉政治。事实上许多同学还是私淑文学的。工学院教授们曰:我们学生的文学根柢不比文学院差!而这个根底正是在中学时培养的,许多人以为学理工不必学文,顶多写报告差点而已,实大谬不然。中学课程中,文科课主要是语文和史地,而文史正是德育的载体。时贤论者多矣。如梁启超说:“史学者爱国心之源泉也。”叶嘉莹说学古典诗词的现实意义在于“使人心灵不死,填补时下青年人心灵上的空虚,终生受用不尽。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我们数十年的实践表明,信非虚语。因为我们的爱国、敬业、善友传统的由来,大部分源于对文史的学习。兹不辞自诩之嫌,愿献一得之虑。

  首先是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在校时正是沦陷时期,在日伪高压下,却出现了敢打日本教官和驱逐汉奸校长的义举。其后国民党时期,又有因返校宣传“反饥饿”而被捕不屈的事例。(详见本报第36期,李修恕、李振远文章《劳歌一曲寄来人》2000年12月)以迄解放前夕,更多通过封锁线到解放区,在建国前后参加建设新中国。尔后历次运动中(如文革),在大陆的22人虽也遭受了各种苦难———如下放、批斗、凌辱等,却始终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对祖国的轩渠之心,迄未动摇。开放后,尽管均不乏条件,却无一人去国。

  其次是对事业的执著。同窗均获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在各自岗位上均有所成。如作为医师曾专机去友国为其领导会诊;或作为专家多次参予特大项目———如三峡的审定等。但却无一大官、大款,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对自己的事业则是锲而弗舍。

  再次是对人:不忮不求,和而不同。如同窗友谊数十年如一日,老而弥笃。(详见前引文章。)对同志,心诚待人。笔者有段经历:文革中下放到原下属的一个工程队中改造。受到的不是歧视和指斥,而是安抚和照顾。在被指定作力不能及的劳动时,常被偷梁换柱。使我在逆境中感到曙光,觉得公道自在人心,但这个“人心”,正是以“己心”换来的。

  当然,人非完人。我们一生中也曾迷惶、软弱和说假话———如文革中。但却守住了巴(金)老规定的知识分子的底线———即使被迫说假话时也绝不伤人,更不以人为梯或自保。

  总之,以文育德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要靠教育工作者的春风化雨,才能润物无声。不能期望立竿见影,急于求成。

  至于理以益智,已受到普遍重视,不待赘言。如高考无论文理科均考数学。但学数学绝不只是作题背定理而已,要学的应是其思维和推理方式。因为前者除了少数专业也许一辈子用不上,但后者却无处不在。少了它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用百分之一二、一个指头等来代替准确数据,曾造成惨痛后果,温家宝同志不止一次地慨乎言之。一般人当然不会有此际会。但笔者也曾在编写史志时(这绝对是一件文科工作)引进了数理统计和系统工程方法,不仅较传统写法提高了质量,也常可发前人未发之复。当然这是割鸡用牛刀,“牛刀”的作用将远远大于这些。值得学文科的同学青睐并不可须臾离的。

  因离一线已久,有些看法不尽合时宜,请诸学友教正。   


 
 

《四中精神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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