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能看到提倡大家都要学点“文化”的文章，这话说得一点不错。只不过每个人对“文化”的看法并不一致，与教科书中给“文化”所下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所以这“文化”应该是个怎样的学法，实在有讨论讨论的必要。特别是现在，有些人把文化当成个时髦的词儿，甭管什么事,都要往文化上扯，以为只要和文化搅和到一块了，事儿就会好办，自己也能透出几分雅致，显出些许高尚。真的就能如此吗？

　　我看未必。

　　学者朱学勤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世界历史上可能没有那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

　　当然，还可引申为“既有吃的‘食文化’，又有喝的‘酒文化’，既有古老尊贵的‘玉石文化’。又有鲜活大众的‘蟋蟀文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这是调侃，大家别当真。不过是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充盈天地之间，绵绵不绝，不论何年何代，身处何方，都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甭管是谁，想躲开是办不到的。

　　只是我想，若什么都“文化”了，那学“文化”还用提倡吗？真把“文化”二字用滥了，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学“文化”的目的不能只是当“官”后不干“拆城墙修马路，毁古庙该新房”的蠢事；或是当了企业家了，却只会在宴会之上诗酒相和，寻求知音，以成就买卖吧。

　　如果是这样，那当“官”的把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当“企业家”的把如何按经济规律办好企业，置于何等位置呢？更何况“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学“文化”可以给人以智慧，但智慧不是做人的根本，更不能保证为人的品德，学“文化”的目的可不能仅仅着眼于此。“文化”不等同于知识，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个文化人。做学问，求知识之前，更应该把为人处世的道理弄明白了才行。这可绝非是件易事。

　　前些日子某知名大学的校长在欢迎台湾客人，给人家送礼时，把一幅书法作品念得结结巴巴，而另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在致词欢迎台湾客人时，错用典故“七月流火”<注>。不就是个例子吗？

　　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认识几个生僻字，或是对《诗经》不甚熟悉，不能说人家没文化，“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求当大学校长的必须是个全才，什么都懂，这未免苛求了吧。这话说得一点没错，可问题不在他识不识这几个字或用没用错这个典故上。读书不求甚解也就罢了，为什么为人做事如此草率，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做这种不懂装懂的事，说这种一知半解的话呢！

　　至于还有些以靠剽窃他人成果起家成名的有“文化”的“学者”；在大讲廉洁自律的同时，侵吞贪污人民血汗以肥私的有“文化”的贪官；为树个人形象，做出错误决策致使数以亿计的人民币打了水漂，甚至遗害子孙后代的有“文化”的官僚，就更等而下之，不说了吧。

　　看起来，若以为咬文嚼字就是“文化”，那未免太看轻了“文化”二字，因为有些事情远非“文化”所能解决。

　　所以，“若想早日成才，不妨学点‘文化’”是应该的，但在学“文化”之前，搞清楚学的目的、学的方法、学的内容，更为重要。

　　假若撇去这些不谈，只是拿“文化”说事儿，不管是敷衍自己，还是应付别人；亦或是当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恨，可叹。

　　注：“七月流火”典出《诗经》, 所言之七月指夏历七月， “火”指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心宿商星，即大火星。夏历七月又称孟秋，一般在公历的八、九月份，此时，大火星亦由天空中央位置向西偏转，故称“七月流火”，下句是“九月授衣”，可知意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

　　时入深秋，就会产生冷冷清清的感觉。偶尔出城游玩，远望西山，只是轻虚、缥缈的一抹青灰色，看见几只大雁一字排开，南向而去，萧瑟之情不由得浸入心头。

　　脚下踩着枯黄的落叶，道旁的秋草迎风摇摆，夹杂其间的野菊，也在舞弄着风情，彼此表白着秋之意韵，便觉得这真是做诗的季节。只是诗还没有做好，日历已翻过“立冬”，不知不觉的，冬天到了。

　　尽管今年的秋天欲走还留的磨蹭着、拖延着，以致暖冬成了大家的一个话题。然而毕竟止不住北风的势头，随之而来的阵阵寒意，让人在这隆冬季节里企盼起春天的到来。

　　想起了春天，也就想起了梅花。

　　因为和“一叶落而天下知秋”一样，“梅破知春近”呵。

　　“梅破知春近”出自黄庭坚晚年做的一首词，调寄《虞美人》，标题是“宜州见梅作”，少年时就很爱读。“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起首的这一句让人觉得真美。后来读王冕诗“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更是让我对梅花有了仰慕之情，每至岁末年初，便想着要去寻梅、访梅，不是因年少风雅，只为心有寄托而已。

　　以后成家了，终日忙忙碌碌的，没有了“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这般细腻的情怀，即便偶尔从心头泛起种种无名郁闷，也想不起说句“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这样的牢骚话来宽慰自己。

　　实在是因为春去秋来，周而复始，年年如此的日子过得多了，也就把一切都看得淡漠了。

　　于是，梅花就很少再被提起，即使是到了岁末年初，“依然香如故，梅花年年”的时候。

　　只是到了今年年底，一位老友来访，说起往事并递上一张照片，是张色已发黄的黑白照片，定睛一看，却使我忽觉眼前发亮，心头为之一动，只因见到久违了的梅花扑面。

　　清清淡淡的一片，浓烈醒目的一点，直刺心之深处，让我回忆起了并不久远的往昔，那感受着“梅破知春近”的时光。

　　在这里说回忆，其实心里明白，回忆不能还原过去了的岁月。只不过知道了自己曾经的拥有，捡拾起往日遗落的花朵。重新有了“梅破知春近”的感觉，尽管生活依然平淡，但日子过的不再平庸。

　　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生活就不会平庸。

　　自古伤秋多离别。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在感叹“十分秋色无人赏”的同时，不知弹唱过多少别离之歌。

　　在交通处于“原生态”的过去，一句“南浦云开，秋水共长天一色。”道出了惜别之情的无奈与惆怅。哪里像现在，几个数字一按，便有电话、短信直抵心扉，再不济也能有个电报或传真，送来半页素纸，以解离愁别绪。更何况还有那千轮飞转的火车，缩天涯为咫尺；一振冲天的飞机，化漫长只一瞬。

　　快捷、高效已成为当今人们的生活方式，于是“抵万金”的“家书”，还有那“长亭送短亭”的泪水，这多少代人为之心动，依依不舍的凄美离情，如今已不复存在，也不必存在了。

　　世界变得如此之小，分别之后的重逢是那样的方便、容易，自然分别也就不会再令人撕心裂肺、痛断肝肠，以致有那么多的抑郁、悲愤与感伤。

　　然而，我们在这里想问一句，“手与手相连”的同时，“心与心”的“相通”也是这般轻易吗？

　　为什么终日匆匆前行，偶一停顿才蓦然发觉，与自己牵手同行的伙伴，相互的感觉却只有陌生？

　　为什么大家挤在这纷杂喧嚣的尘世里，仿佛彼此都很熟悉，各自大声表白着自己的意愿，其实并不知对方心中所想？

　　是时空距离的短缩，延伸了“心与心相通”的距离，使情感的表达简化为二进制数字？还是高科技的发展，压缩了我们自己心灵的空间，除了个体的自我，再也找不到存放亲情的位置？

　　云儿可以轻轻的来，轻轻的走，不留些许痕迹；花儿却不可能悄悄的开，悄悄的谢，因为生命的成长需要呵护，生命的果实要有人接受。

　　在岁月的追赶中，放缓步伐，于安静的休憩之时，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舒展，重又有了久违了的宽容、超然、含蓄。

　　于是，我想起了纤尘不染的秋水，碧空如洗的长天。

　　 我羡慕那些行走于青山绿水间的旅行家。

　　无论是身处山巅，大凤悲旋，星垂四野；还是漫步水边，春江花月，岸芷汀兰。一样的高歌浅吟，感受着层峦叠嶂，轻云缭绕，远山近水，丛树流泉。如清风般翩然而至，悄然而往。“一蓑烟雨任平生”，何等的潇洒自在。

　　可惜我们却不能如此。

　　现实生活中的你我,终日勤奋工作，努力争取着想得到的，却常常不能如意。有时即便争取到了，可又觉得并不如自己当初所想，真是让人苦恼。更何况，这身边风雨，时起时伏，阴晴难测；而心内情感，更是存舍难断，辗转缠绵。自己在这熙熙攘攘的尘世之中生老病死，目光所及，只有市井上面那一方窄小的天空。

　　于是盼望走出这滚滚红尘，徜徉于蓝天白云之下，徘徊在青山绿水之间，使自己得以敞开胸怀，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放眼望去，总能见到绿柳翠柏、浅草芳花；泛着柔波细浪的河水，从脚下，静静的向着远方流淌。岸边浅处，水底下五色的卵石，在阳光的照射下，随水流动而变换着色彩和形状。一片浮云掠过，顿时感觉到这周围的一切柔和了许多。

　　就在此时，风带着水的清凉滑入心窝。

　　……

　　将天地存于心怀，自然就会感悟到时间的无穷与空间的无限，只是这留给自己的，却不过是百年光阴和方寸天地，难道掌控着物质世界运动的自然法则，也同样在支配着人的精神生活？

　　想一想这生命的本体，原非自己的选择，既是爹妈的给予，更是造化使然，大自然将其置于人所不知的规律之中，使得个体生命在生与死不间断的轮回里面，感受着困惑与无奈。

　　该如何解读这人生是苦难，抑或是幸福？或是说人生的全部无非是一个过程而已，并无所谓“人生的终极目标与自我价值”？

　　看起来，对人生真的是不能存有奢望，更不必过分的苛求，至于对自然法则，则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心存敬畏的份儿，相信过程的精彩，造就人生的幸福吧！全身心的融入到大自然中去，自己将会得到解脱。

　　此时此刻，让你我共同感受：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文 2005.07.31

　　 有关《四中精神》的讨论文章在《四中校友》和《四中校友网》上已刊登了不少，每篇文章我都认真看过，确实受益匪浅，感触很深。但把所有文章联在一起来思索，想来想去，总觉得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把几万名师生，一百年来的努力概括起来，这事儿有点难。即便是写出一篇短文，也不易做到。

　　在我的头脑里面，四中绝非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群体。这个群体由活跃在同一个校园里的老师和学生组成，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其组成，然其精神风貌永远是一脉相承的。

　　1931年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有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更早些时候，1912年马相伯先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时，针对学生和老师也讲过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意思都是在说，老师和学生的道德学问才是一所学校的根本所在。四中也是如此。老师传授给学生的道德学问，学生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道德学问，师生共同展现出来的道德学问，是《四中精神》的所在。

　　时代不同，道德学问的标准和内容也不同。因此，随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四中精神》也就有了一个形成与积累，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建校初期，四中的老师多数出身于北大或北师大。学生则以为市内的平民和周边乡村里贫寒人家的子弟居多。由于学校较为低廉的学费和对穷苦学生颇为实惠的待遇，吸引了有心求学，无力上学的学生中的佼佼者（绝不同于当今某些学校为收取择校费，不惜让分数不够的学生入学的做法）。这就使得四中与当时外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学校如汇文、贝满，或是基于满清贵胄子弟学堂改建而成的学校如一中、三中，以及师大附中等学校，在名气上不相上下，在风气上则大相径庭。

　　《四中校友》上，刊登过不少文章，对那时的师生风貌多有描述。校园内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得老师们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独立的探索和研究，并据此进行教学，从而为学生打开了广阔的思维空间，通过课堂授课，老师们告诉学生的不是需要掌握的知识，而是启迪学生智慧，使学生获得批判和创新能力。面对同时并存的多种观念以及各种观念的冲突，学生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应该如何思考问题和如何进行思想交锋。从而培养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

　　应该说，这种使学生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领域挺进，在自由讨论中对所存在的知识或思想进行质疑、反思，对不同思想、信仰和观念进行辨析，并在这过程中发展智慧的环境，是学生在精神和智力上，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张中行先生说自由与容忍是北大传统之一，“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其实，在四中也是如此。至于“牛津”一贯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的做法，与四中的教学理念同样是别无二致。不少学长对此多有论述。

　　无论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日本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四中都有不少学生信仰共产主义，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有为数众多的四中学子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科学领域颇有建树。从建校伊始至今，四中的师生在校园里得以不受任何约束，让心灵和精神自由生长，使得近百年来，四中始终具有朝向未来的张力。在尊重学生个性，追求民主、自由的校园里，培养出的学生大都成为社会精英，令后辈学子，心向往之。

　　我想，踏踏实实做学问，不尚浮华，讲求民主，追求自由，文、理并重，体、美兼修，勤奋严谨，勇于开拓的校园风气，就是在那时形成并传承至今的吧。　　

　　建国以后，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师资极度匮乏，一些没有学过教育，但对本学科有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进入四中，他们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掌握了必要的教学技巧，同时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摒弃了一些已然过时的陈腐的教育理念，使四中的教学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与此同时，以刘铁岭为代表的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响应号召，留在母校当老师，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这些人虽未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按现在的眼光看，学历也很欠缺，但他们真挚的革命热情和年轻人的浪漫情怀，给校园注入了从未有过的生气与活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成长为教师骨干；从建国初到文革前，一直是学生争相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仍有踪迹可寻。

　　以后又有一些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相继进入四中，他们在老教师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四中新一代的名师。

　　至于学生的来源，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由于学校周边党政机关较多，相当多的干部子弟因此进入四中。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能够进入四中的，多是其中的优秀者（有纨绔习气，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那一部分，则被录取分数线这一门槛，挡在校门之外）。这些人受父母熏陶，在学校里的表现并不显山露水，而是与平民百姓的孩子们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具有了：对社会、国家怀有强烈的责任心并且见多识广，敢做敢为，肯助人亦能容人等特点。

　　这样的老师和学生与建校初期的老师与学生相比，其精神风貌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四中精神”却没有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而是在前辈创立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　　

　　“文化大革命”使四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不少教师被调离学校下放改造，甚至迫害致死；学生则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心灵的扭曲，有些是难以恢复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里，学生抵制“武斗”的理性，教师坚守职责的操守，同样体现出《四中精神》，感动着所有的四中人。

　　在两年没有招生之后，1968年，四中与其他学校一样实施“就近入学”，也是在这一年，四中古老的校园里，破天荒的有了女孩子的身影。“文革”结束以后，四中才重新按录取分数线招生。1988年四中停止招收初中学生，这是自建校以来的第三次学制变动，只是时间不长，2004年重又恢复招收初中生。

　　生源的变化，无疑会丰富《四中精神》的内涵。2000年北京申奥时四中学生的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女孩子们的出色表现，就是明证。

　　时至今日，校园里面年轻师生们的精神风貌，要用“活力四射，无比灿烂”来形容，他们给“四中精神”注入了那些新鲜内容？是我们现在应该着手研究的课题。

　　不难看出，《四中精神》是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四中存在，《四中精神》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

　　还可以看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想用一两句话或是数百个字的短文来表述《四中精神》，那是在把问题简单化。如果你把它上升到由“开拓创新”、“勤奋严谨”等等词句组成，这样一个层面上，那与其他学校相比较，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能与其它学校有区别的，应当是出自建校以来诸位名师之口并流传至今的经典教育思想。是张子鄂老师与众不同的“物理相声”和“一杯水与一桶水”的治学名言，是“能飞得让他飞，能跑的让他跑”的教学理念；更是历届四中学生走进社会后，以其自身不俗的表现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造就世人对四中的持续近百年的赞扬。

　　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诸位学长身旁的，至今仍令后学感动的故事，以及刊登在《四中校友》上的近80位校友的有关报道，都是《四中精神》鲜活动人的体现，是在每个四中学子心中生根，并不断发展着的《四中精神》。

　　所有这些都表明《四中精神》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的清的，但关于《四中精神》的讨论却永远值得关注和欣赏。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展望未来，在凝视以往的同时，不忘凝聚四中学子之心。

　　囿于本人的才、识、经历，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更深一步的论述，尤其是有关母校的师资和生源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在不掌握资料也没有进行调察研究的前提下，是不该在此说三道四的。更何况有些问题是应按历史时期分专题，聘请有资历且才识兼备的学长进行研究讨论才是。

　　至于以上所言，不过是看了《四中校友》刊登的有关文章，就个人的所见所知，写出个人的所想所感而已。尽管在母校百年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内涵面前，显现出自己的无知与浅薄。但仍要不揣简陋，写出此文，只为引起更多的校友对这个问题更为广泛的关注。

　　（62届初中校友）张乃久200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