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四中精神》的讨论文章在《四中校友》和《四中校友网》上已刊登了不少,每篇文章我都认真看过,确实受益匪浅,感触很深。但把所有文章联在一起来思索,想来想去,总觉得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把几万名师生,一百年来的努力概括起来,这事儿有点难。即便是写出一篇短文,也不易做到。
在我的头脑里面,四中绝非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群体。这个群体由活跃在同一个校园里的老师和学生组成,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其组成,然其精神风貌永远是一脉相承的。
1931年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有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更早些时候,1912年马相伯先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时,针对学生和老师也讲过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意思都是在说,老师和学生的道德学问才是一所学校的根本所在。四中也是如此。老师传授给学生的道德学问,学生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道德学问,师生共同展现出来的道德学问,是《四中精神》的所在。
时代不同,道德学问的标准和内容也不同。因此,随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四中精神》也就有了一个形成与积累,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建校初期,四中的老师多数出身于北大或北师大。学生则以为市内的平民和周边乡村里贫寒人家的子弟居多。由于学校较为低廉的学费和对穷苦学生颇为实惠的待遇,吸引了有心求学,无力上学的学生中的佼佼者(绝不同于当今某些学校为收取择校费,不惜让分数不够的学生入学的做法)。这就使得四中与当时外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学校如汇文、贝满,或是基于满清贵胄子弟学堂改建而成的学校如一中、三中,以及师大附中等学校,在名气上不相上下,在风气上则大相径庭。
《四中校友》上,刊登过不少文章,对那时的师生风貌多有描述。校园内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得老师们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独立的探索和研究,并据此进行教学,从而为学生打开了广阔的思维空间,通过课堂授课,老师们告诉学生的不是需要掌握的知识,而是启迪学生智慧,使学生获得批判和创新能力。面对同时并存的多种观念以及各种观念的冲突,学生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应该如何思考问题和如何进行思想交锋。从而培养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
应该说,这种使学生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领域挺进,在自由讨论中对所存在的知识或思想进行质疑、反思,对不同思想、信仰和观念进行辨析,并在这过程中发展智慧的环境,是学生在精神和智力上,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张中行先生说自由与容忍是北大传统之一,“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其实,在四中也是如此。至于“牛津”一贯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的做法,与四中的教学理念同样是别无二致。不少学长对此多有论述。
无论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日本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四中都有不少学生信仰共产主义,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有为数众多的四中学子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科学领域颇有建树。从建校伊始至今,四中的师生在校园里得以不受任何约束,让心灵和精神自由生长,使得近百年来,四中始终具有朝向未来的张力。在尊重学生个性,追求民主、自由的校园里,培养出的学生大都成为社会精英,令后辈学子,心向往之。
我想,踏踏实实做学问,不尚浮华,讲求民主,追求自由,文、理并重,体、美兼修,勤奋严谨,勇于开拓的校园风气,就是在那时形成并传承至今的吧。
建国以后,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师资极度匮乏,一些没有学过教育,但对本学科有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进入四中,他们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掌握了必要的教学技巧,同时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摒弃了一些已然过时的陈腐的教育理念,使四中的教学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与此同时,以刘铁岭为代表的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响应号召,留在母校当老师,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这些人虽未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按现在的眼光看,学历也很欠缺,但他们真挚的革命热情和年轻人的浪漫情怀,给校园注入了从未有过的生气与活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成长为教师骨干;从建国初到文革前,一直是学生争相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仍有踪迹可寻。
以后又有一些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相继进入四中,他们在老教师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四中新一代的名师。
至于学生的来源,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由于学校周边党政机关较多,相当多的干部子弟因此进入四中。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能够进入四中的,多是其中的优秀者(有纨绔习气,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那一部分,则被录取分数线这一门槛,挡在校门之外)。这些人受父母熏陶,在学校里的表现并不显山露水,而是与平民百姓的孩子们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具有了:对社会、国家怀有强烈的责任心并且见多识广,敢做敢为,肯助人亦能容人等特点。
这样的老师和学生与建校初期的老师与学生相比,其精神风貌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四中精神”却没有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而是在前辈创立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
“文化大革命”使四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不少教师被调离学校下放改造,甚至迫害致死;学生则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心灵的扭曲,有些是难以恢复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里,学生抵制“武斗”的理性,教师坚守职责的操守,同样体现出《四中精神》,感动着所有的四中人。
在两年没有招生之后,1968年,四中与其他学校一样实施“就近入学”,也是在这一年,四中古老的校园里,破天荒的有了女孩子的身影。“文革”结束以后,四中才重新按录取分数线招生。1988年四中停止招收初中学生,这是自建校以来的第三次学制变动,只是时间不长,2004年重又恢复招收初中生。
生源的变化,无疑会丰富《四中精神》的内涵。2000年北京申奥时四中学生的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女孩子们的出色表现,就是明证。
时至今日,校园里面年轻师生们的精神风貌,要用“活力四射,无比灿烂”来形容,他们给“四中精神”注入了那些新鲜内容?是我们现在应该着手研究的课题。
不难看出,《四中精神》是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四中存在,《四中精神》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
还可以看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想用一两句话或是数百个字的短文来表述《四中精神》,那是在把问题简单化。如果你把它上升到由“开拓创新”、“勤奋严谨”等等词句组成,这样一个层面上,那与其他学校相比较,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能与其它学校有区别的,应当是出自建校以来诸位名师之口并流传至今的经典教育思想。是张子鄂老师与众不同的“物理相声”和“一杯水与一桶水”的治学名言,是“能飞得让他飞,能跑的让他跑”的教学理念;更是历届四中学生走进社会后,以其自身不俗的表现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造就世人对四中的持续近百年的赞扬。
发生在各个历史时期诸位学长身旁的,至今仍令后学感动的故事,以及刊登在《四中校友》上的近80位校友的有关报道,都是《四中精神》鲜活动人的体现,是在每个四中学子心中生根,并不断发展着的《四中精神》。
所有这些都表明《四中精神》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的清的,但关于《四中精神》的讨论却永远值得关注和欣赏。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展望未来,在凝视以往的同时,不忘凝聚四中学子之心。
囿于本人的才、识、经历,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更深一步的论述,尤其是有关母校的师资和生源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在不掌握资料也没有进行调察研究的前提下,是不该在此说三道四的。更何况有些问题是应按历史时期分专题,聘请有资历且才识兼备的学长进行研究讨论才是。
至于以上所言,不过是看了《四中校友》刊登的有关文章,就个人的所见所知,写出个人的所想所感而已。尽管在母校百年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内涵面前,显现出自己的无知与浅薄。但仍要不揣简陋,写出此文,只为引起更多的校友对这个问题更为广泛的关注。
(62届初中校友)张乃久20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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