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细雨 育人德为先

—— 访老书记王兆骥

  在我校从教近40年的王兆骥老师,1983年出任思教处主任,随后又担任副校长、副书记、书记等职,一直到退休,负责学生德育工作始终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

  四中独具特色的学生德育工作在全市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一些堪称经典的教育活动,如以表彰优秀毕业生为特点的开学典礼;三好生、优秀生、优秀干部的表彰会;学生年满18岁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由年级自己主持,邀请学校领导、老师作为嘉宾参加的毕业典礼等,无不以感人的形式和良好的教育效果,令教育界同行赞叹不已。当然,这些活动只不过是四中学生德育工作中的部分内容。通过多年实践,四中的学生德育工作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四中全校师生和领导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作为主管学生德育工作的王兆骥老师更是功不可没。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

  兆骥老师刚当主任的时候,正在文革结束不久。作为重灾区的教育界,特别是中、小学校亟待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然而,真正着手做起来却是谈何容易。

  提起在那段时间里,四中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在学校里的行为表现,岂止是一个“乱”字能说得清楚,那是个特殊的时期,留给人心中的印象,难以言表却又割舍不得。以至现在一说起来,兆骥老师仍然“历历在目”。“课堂上不能专心听讲,老师讲课的同时还需维持纪律,学生迟到旷课现象比较严重,废弃物随处可见。真让人不敢相信,四中会是这个样子。”。

  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的铃声一响,整栋教学楼立刻犹如地震般地轰鸣起来,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喧嚣声,学生们旋风般地冲下楼道,奔向食堂,而老师们只能躲在一边,以免被撞倒。不要说要求学生遵守最起码的校园纪律,就是让他们注意安全,别磕着碰着的话也没人会听。”

  对于某些学生来讲,师生情和师道尊严一起被扔掉了,毕业典礼上,怀念母校,不忘师恩的气氛不复存在,有些学生干脆就不进会场,甚至当着老师的面吸烟,脸上的表情分明就是“你再也管不着我了”。

  这些,就是艰难的文革及文革后年代的真实写照。兆骥老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担任主任的。

  究其原因,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几年的生源素质太差;或是学校的老师没本事,显然是不合适的。兆骥老师从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内的具体现状,给我们作了客观而全面的分析。

  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社会转轨时期给人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加上市场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旧的教育思想、方法被否定,新的尚未立起来,而校内干部、教室的教育思想又很不统一的情况下,学生思想、行为表现的下滑,其实是种历史的必然。

  于是,在学校里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学生思想的空前活跃,在一些学生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学生组织纪律性差,校风差;另一方面,学校德育工作方向不清软弱无力,不能形成合力。

  兆骥老师深切地体会到,仅凭教师个人的勤奋努力是无济于事的,伤心、难过、气愤都不能解决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生中间有很高威信,曾是学生争相效仿榜样的史会任老师,虽竭尽全力,却依然淹没在冲锋陷阵般奔向食堂的学生人群中的背影,无疑是兆骥老师心中永远的痛。

  统一认识重新起步

  1985年刘秀莹出任四中校长,刘铁岭任书记,新的领导班子认为,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形势下,在教育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教育教学改革,统一全校领导、教师的思想认识,重新起步,才能逐步恢复四中优良传统,提高四中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从调查研究开始,揭露矛盾,提出问题,明确解决方向。

  为此,刘秀莹校长决心下大力气,对在校学生的思想、学习、身体状况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学校还招开了各种座谈会,成立了教研室,广泛听取意见,学习先进理论,武装头脑。此外,还先后对1968名校友组织了问卷调查,对1983年至1985年这三届考入清华大学的66名学生做了追踪调查。

  在此基础上,按照以教育教学为核心,学校各项工作整体优化的原则,学校领导班子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办学指导思想,即:坚持继承和发扬四中的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坚持使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与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相结合;坚持抓好常规工作与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相结合;坚持严格的科学管理与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相结合。这“四个结合”符合教育规律,更与四中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所以成为在此以后20多年来,四中始终坚持的办学指导思想。

  由于办学方向渐趋明朗,1987年四中召开第一次学生德育工作研讨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校领导多次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兆骥老师代表校领导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兆骥老师根据大量事实和数据,分析了当时四中学生的主要优点和存在问题。从教育思想、观念的高度,分析了学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指明了问题出在学生身上,根子在教育者身上。从校内原因上看,学校领导、教师、职工教育思想的不一致,不统一,使学生状况混乱的根本原因。

  这次会议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混乱思想,分清是非,在观念和方法上,统一了全校教职员工对德育工作的认识。明确了忽视放松学生德育工作的危害性、危险性及加强学生德育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学生德育工作研讨会为四中今后的德育工作奠定了基础,称为四中学生德育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会后,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把德育工作研讨会上统一的观念和认识,变为行动,学生处立刻从立规矩,抓养成教育开始做起整顿校风。四中的173条校规,就是那个时期,根据北京市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礼仪常规要求和四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的。在校规中既有奖励条例,也有惩处条例,奖罚分明,有可操作性,学校还把校规印制成册,人手一份,使学生的在校的行为表现,处处都有标准、有依据。

  在这之后的4年中,通过对一个个薄弱环节的整治引导,四中学生的面貌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进步显著。四中德育工作终于走出了低谷,由乱而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形成体系提高创新

  1990年邱济隆担任校长,李裕浙任党总支部书记,体现学校办学思想的“四个结合”得到进一步落实,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创新。这期间,围绕学生德育工作,学校又多次召开校长办公会、党总支扩大会、行政会乃至数次学生德育工作研讨会,建立并逐步完善四中学生德育目标体系,使四中学生德育工作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成绩的后面有着太多的艰辛。多年的工作实践,使兆骥老师深切地体会到要把我们的教育思想贯彻到学生中去绝非易事,因为我们面对着的是各种价值观并存的社会大环境和在不同家庭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仅思维敏捷而且个性突出。想要达到既符合四中培养目标的需要,又得到学生的认可的目的,那就必须注重我们工作的方式、方法。要合乎教育规律,更要适应四中学生的特点,就得不断提高创新。兆骥老师指出,四中学生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由养成教育、情感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4个板块组成,4个板块各有各的地位和作用,哪个也不能忽视,但四中把倡导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德育目标体系的核心,并据此提出了“三个为重”的口号和开展“四个关心”的活动。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化为学生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多年来,正是这个集体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四中学生公认的做人准则,判定事情是非曲直的标准,使校园里极端自私的人与事不能形成气候。而爱国爱校,勤奋学习,尊敬师长,遵守纪律已成为学生的主流,四中以往的勤奋、进取、严谨、朴实等老作风、老传统更加深入人心,并且得到不断的发扬光大。

  当前四中德育工作中“严、活、树、实、层”五个特点,也是邱济隆校长首先提出,通过其他德育工作者不断创新而逐步形成的。

  兆骥老师说:“德育工作必须从基础做起,所以在管理上必须‘严’。但在落实上则要‘活’,注意在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中寻找教育的结合点,用多种形式去激发学生的热情,吸引学生参加。此外。还要有一套‘树’立自己典型形象的机制,如每一学年度学校都要精心设计几个表彰优秀学生的大会等,在各种思潮并存的社会大环境中,始终把握住校内的舆论导向。至于‘实’,是说要讲求实效不玩虚的,不搞花架子。只有做实了,才可能有深度。当然,要想保持一定的深度还必须注意划分‘层’次,区别进行,循序渐进。总之,四中的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培养人才打好基础,为大学输送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如果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忽略和放松了德育工作,经过我们的双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又有个性特长的”四有“新人;不能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那是我们的失职和失败。”

  兆骥老师把学生德育工作看得很重,并以此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2003年退休后,兆骥老师又担任了四中校友会和校友促进教育基金会的领导,继续为四中服务。

  张乃久(62届初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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