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底,解才民从110中调到四中就任校长,虽说那年他才30出头,但若从他在1952年担任北京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110中前身)校长兼书记算起,当校长已有6、7年的资历了。

  解校长是1950年的北大数学系毕业生,也是1947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老党员。毕业时,其本意是想留在北大从事学术研究的,但在建国初期的那个火热年代里,在个人理想与革命需要的选择中,他无条件的服从了组织安排。

  “就我个人而言,对教育是不懂的,志向也不是想搞教育,我是学数学的,只想在这方面做些研究,但历史把我推到学校里,我也就只好在这里干了。”

  这是解校长在今年11月9日应邀回校和百年校庆筹备组的领导座谈时讲的一番话。这位从青年时代就进入教育战线,为北京中学教育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教育家,尽管一贯谦称自己不懂教育,但对于四中来讲,他为四中所作的贡献,却是四中广大师生,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所称道的。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长期在中学担任领导职务的解校长认为:家庭、学校、社会这三者之间,学校对于一个人的教育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学时期。因为这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到了十一、二岁,正是处于长身体、长知识最为旺盛的阶段,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个学生成人后走进社会,不管他在从事什么工作,处于社会的那一阶层,能否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他在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因此这应该是我们衡量中学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而四中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所有四中人的骄傲。

  四中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解校长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从建校开始,四中就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特别是在50年代,尤为明显。那时,在学校里有以刘、张二老为代表的,包括周成杰、汪含英、周长生在内的一批教师骨干和年轻新秀,可谓名师辈出。

  所以,他来到四中以后,就十分注重发挥这些教师的骨干作用,与此同时也注意加强对年轻教师的培养,还陆续补充了不少年轻教师。那几年,北京师范学院的优秀毕业生都愿意到四中来,教育局对四中也是优先照顾,每年的毕业生都让四中先去挑选,像顾德希老师等都是那个时候到四中来的。

  提起当时的那些老师们,解校长如数家珍。无论从年龄、教学经验,还是学科、年级结构,都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老教师热心传授经验,青年教师一心专研业务,形成了一个以教学为中心的良好氛围。

  在四中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四中教学基本要求》(即四中教学十条),就是在那几年,由副校长俞汝林执笔写出,以四中教导处的名义印发给全校教师的。

  《四中教学基本要求》既是四中教师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要求。为了真正做到 “教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达到“教学十条”的要求,教师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事虽说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解校长对当年教师们的辛勤工作,依然记忆犹新。

  那时候,教师们不仅要把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研究透了,还有认真分析学生现状,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特点,每一个学生们的接受能力也各不相同,对此教师们加强对教学方法的研究,设计出各种教学方法,有针对性的因人施教,做到了在四中没有差的班级,没有落后的学生。

  可以说,四中教师每人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状况的研究成果,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漆士芳老师为使初一刚入学的孩子适应中学阶段的学习,在课下对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尽相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辅导,给学生们打下了很牢固的数学学习基础,使这些学生升入高年级后,数学成绩不再落后。但她这样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高年级学生。而周长生老师抓住“矛盾论”中“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这条规律,不是面具到的处理教材,而是着重讲解关键点,启发学生举一反三,从而不仅使学生掌握了知识,更让学生的思想方法得到很大提高,这种教学方法则特别适用于高年级学生。

  学校领导班子则根据各位教师的不同情况,作出了合理的使用安排,发挥教师的特长,让四中学生从一入学就有最好的老师对他们进行教育。

  尽管不论在什么时候,高考升学率对学校来讲都是一个重要指标,可是四中的校领导,从来都没有围着这根指挥棒转,也不让教师们围着这根指挥棒转。

  解校长在四中的那几年,每年高三的课程都要到5月份才结束,高考复习一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由于在整个中学教育期间注重“两基”培养,即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指语文课的作文,理、化课的实验,数学课的解题)的培养,更因为教师不把精力放在高考上,而是关注学生考上大学后的学习能力,加强在这方面对学生的养成教育,所以,四中不仅升学率名列前茅,而且学生升大学后的优秀表现,不能不让社会上的人们对四中另眼相看。

  四中教师的敬业精神让解校长一直感动至今,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当年的教育模式,却也引起了他的一些反思。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试题,还有学校所有的活动都要听从上级的指挥,整齐划一的使他有点放不开自己的手脚。

  除此之外,在1958年,因为要贯彻“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设了劳动课,在校园里大炼钢铁,还建立了校办工厂,这对学校以教学为主,不能不造成影响和干扰。至于以后,1959年的“反右倾”,1964年的“四清”,给一些老师和同学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害,这些都是今后应该吸取的教训。

  

  看到四中现在的发展,79岁高龄的解校长感到非常欣慰。他对我们说:“学校在社会大环境里,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四中的传统、四中精神传承下去。”

  在回顾了四中百年历史后,他特别提到,这一百年里,四中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师生们都有优秀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四中传统、四中校风和四中精神。

  解校长非常精辟的分析道:四中传统、四中精神、四中校风是长期形成的,密不可分,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四中人不愿意让别人说不好,有自尊、自爱的精神;毕业后遇到挫折、困难,不退缩,能在逆境中重新站立起来,有自强、自信的精神;四中人不狂妄、不张扬,有自知、自制的精神。四中人不光是这样要求自己,同时也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别人,看待别人。因而不管到那里,都能站得起,立的住,这也是四中人特别大气的原因。

  解校长的这番话说得简单明了,但其中的道理却很深邃。

  愿全体四中校友以此共勉吧!

乃九(62届初中校友)

相关链接:北京四中历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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