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杨滨校长是在1955年,我们一些中学教师被调去出中考的试题,入围在女一中。命题组长是市教育局长翁独健,主要抓工作的是副组长杨滨。

  当时,杨滨是女一中的校长,也是全市著名的七校长之一。她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既掌握政策又懂业务的校长。那时她三十八九岁,耳下一寸的短发,穿着灰布长裤、白衬衫、松紧口的黑布鞋。她给我们讲命题的方针、原则、难度、注意事项,布置得头头是道。给人的感觉是她沉着而机智,朴实而又精干。她很尊重老教师,对语文命题组组长潘逊皋、数学组长杨大淳、历史组长孙荫柏这些老教师她都逐一交谈;对年青教师爱护有加。我那时24岁,是一个没有几年教龄的年青教师,行为偏“左”且幼稚。我们当时入围就在女一中的一个跨院,院中无树,所以搭一个席棚。这样,教师们分组讨论时都可以在院中进行。晚上休息时,孙荫柏老师便给大家讲笑话,逗得大家为之捧腹。我当时却自命清高,晚上总拿一本书坐在灯下读,显得与众不同,实际是格格不入。杨滨校长语重心长地和我谈,“要学会和别人打成一片,这是一个向老教师学习的大好机会,不要以为自己清高。”她说:“小刘,送你两句话,坚持原则不等于僵持、固执;虚心、一团和气也不能无原则。”我真心地接受了杨滨校长的批评,也感到自己的无知与幼稚,这两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照着做了一辈子。

  杨滨校长在女一中,与书记张一同志互相配合,她们两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把女一中办得有声有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女干部。杨滨校长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职工队伍的建设都极尽心力,女一中当时的声望和师大女附中(实验中学)是不相上下的。

  杨滨校长为人耿直,对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1958年教育大批判时,她对北京市委的《五四决定》提了点执行中的意见,便受到了全区、全市的批判,并定为右倾(1962年平反),她也从女一中调到女九中工作。杨滨校长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在女一中如何干,到女九中还是照样干,兢兢业业,努力办好女九中,该提什么意见也照提不误。我们从这位老校长身上看到一位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看到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耿耿忠心。1964年,她参加了市委派出的四清工作队,到四中搞四清,然后又留下来担任校长,当时西城教育口的人听说杨滨同志当了四中校长,都高兴地说这真是用对了人,也为四中来了这么一位精明强干的校长而高兴。她领导四中,注重调动各种类型教师的积极性,她爱护且培养青年教师,她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同时,对学生提出能飞的就飞,能跑的就跑,要因材施教,学生受益匪浅。

  此后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北京市中小学教育首当其冲,越是名校越遭殃,老四中被破坏得荡然无存,杨滨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也身受其苦。

  动乱以后,一批老解放区来的老校长受到了中央教育部的重视,杨滨、苏灵扬、姚文……都被聘为中央教育部的巡视员。为了国家教育事业的恢复整顿,拨乱反正,为了北京四中校舍的重建,他们向中央,向北京市政府呼吁了多少次,这些老校长们的教育思想得以发扬,她们的聪明才干得以展现。

  就在杨滨同志到全国各地深入调查,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病魔却侵蚀了她的肌体,她病倒了。原西城区委书记杜若同志带着我们数人去医院探视。友谊医院的病房内,杨滨校长在安详地睡着,我们未敢惊动她,只向她的女儿淮云问了问情况,留下了祝愿就离开了,这一离别竟是永别。

  杨滨校长是一位久经考验忠实于教育事业的好校长,她是一位有魄力、有胆识、有见解、有能力、敢做敢当的好校长,她尊老爱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沉着而果断、诚恳而又敏锐,她是一位值得我们敬爱、值得我们深深地向她学习的好校长。

 

                   刘秀莹

注:本文作者刘秀莹于1985-1990年任北京四中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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