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66年,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了自建国后从未有过的劫难,教育界首当其冲,四中也不例外。  

  从6月初开始,整个北京城的学生们就不约而同地停课“闹革命”了。8月4日,在四中的大操场上,20多名干部和教师被“批斗”和“游校示众”,大多数教师和个别学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威胁,以杨滨校长为首的学校领导班子因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被迫停止了工作。

  这种失控的局面很快就由“停课闹革命”,发展到离校“大串联”;由“破四旧”升级到打、砸、抄家,武斗成风。尽管在四中校园里,师生们还保持着少许的理性,但校园外的狂风暴雨,已经使偌大的四中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尽管为稳定局面,不久就有军训团进驻四中,以后又派来工宣队、军宣队相继入驻学校,并且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但以领导学校开展“运动”为首要任务的“革命委员会”,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学校,当然也就谈不上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虽然不久之后,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让学生们重归校园,但无需考核,就近入学和男女合校的招生政策,改变了四中60年的传统。学工、学农和拉练、军训代替了文化课,尤其是教师队伍的流散,更使得教学质量无从谈起。由于大学和高中停止招生,1966届至1969届的高、初中毕业生,除少量学生进入工厂工作,其余2000余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身处其中的全校师生,心感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尤其是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头上顶了一顶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随时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终日战战兢兢,言语行动都要格外小心谨慎,唯恐犯忌,引来大祸临头。

  这种盲目而愚昧的狂热,直至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才有所降温,人们心头的桎梏略有放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印斗同志来到四中,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从1971年年底到校,至1973年年初离开,张印斗同志在四中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用张老自己的话说:“对于四中,我连个过渡干部都谈不上,只能算个过路干部吧。”然而就是这个过路干部,在担任学校领导之后,立即利用当时周恩来总理关于要批判林彪极“左”思潮这一有利形势,使四中从混乱无序中,逐步向着正常的方向扭转,尽管这种转变以今天的眼光看,并没有能够让人们摆脱极“左”的枷锁,依然有着它既不合情亦不合理的一面。但在当时,却是一阵掠过四中每个师生心头的温暖和煦的春风。

  40年后重新回忆这一让人终身难忘的岁月,张老告诉我们:“作为一所中学校,它的历史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大环境,‘文化大革命’对四中的影响就是如此。我在四中的那一两年,正是‘文革’当中的难得的一段‘好日子’。如果说我在四中有一些成绩的话,那得说是因为我赶上了这段‘好日子’。作为我个人而言,我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形势,只是利用了那个时机而已。”

  张老在这里说的“好日子”,指的是“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还提出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

  张印斗同志是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对形势的分析判断能力。他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他和领导班子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大力宣传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针对有些学生作风涣散,不安心上学,造成很坏影响而又无人敢管,也没有具体办法去管的现象,下大力气开展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尽力将学校纳入以教学为主的轨道。

  这一招确实是改变学校当时状况的有效方法。在那个年月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没有谁敢对此有任何怀疑。出身老八路的张印斗同志,依据中央有关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指示精神,对学校的师生员工大讲特讲无产阶级革命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危害。还和全校师生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传统歌曲来代替政治庸俗化的“语录歌”。对学生中积极分子讲了“人要怎样生,路要怎样行”的党课,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一切行动听指挥”使得失去管束的学生重新坐进了教室,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令人窒息的形式主义相继被取消,喧嚣、杂乱的校园顿时安静了不少。

  在这一基础上,张老和领导班子做的第二件事是安排干部重新出来工作。

  原任副校长的俞汝霖先生1962年执笔写的“四中课堂教学十条原则和方法”一文,曾在北京教育界引起过广泛注意和好评,为了尽快把学校的教学工作纳入正轨,张印斗同志动员他站出来主抓教学工作,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而对四中十分了解,工作能力很强的屈大同老师被请出来就任教务主任。又从区里调进李思浩、李子英等人,加强了四中领导班子建设。

  接着,张印斗同志又制定了包含教学内容在内的工作计划。通过了解教师情况,组织了观摩教学及评议等活动,重新鼓舞起老师的工作热情,也带动了学生对文化学习的兴趣。特别是1972年北京市在我校及城区部分中学试办高中,在老师、学生以及家长当中引发了不小的振动,大家对今后的前途,又有了希望。这一届招的高中生,后来大多在“文革”结束后进入了大学的校门。

  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张印斗同志也很坦诚地承认:在那一时期,我们对中央、市委等上级领导机关下达的各种文件,虽在内心是有不理解、不情愿而有所抵触的情绪,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得说是忠实执行了,产生的后果,我们应该承担。但四中有一个很好的领导班子,有一支非常优秀的教师队伍,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支队伍还是得到了尽可能的保护。而老师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负起了对学生的教育责任。尽管因教材被删改得很不合理,军训、拉练等活动占用大量教学时间,使得那一时期的教学工作,与现在无法相比,但老师们对学生们的爱心,师生之间的感情,依然值得我们回忆。

  直到今天,张老还清楚地记得在去京郊山区拉练麦收的途中,老师们不但要和学生一样长途跋涉,还要随时关心学生的安全。学生年纪小,不能让他们冷着饿着,更不能在野外磕着碰着。每一个学生的吃饭穿衣,老师都要亲自过问。到了外面,个别淘气的学生闯祸了,老师还要出面处理,要考虑到与贫下中农的关系,又要对学生起到教育作用,那时候当个老师真是不容易。

  让人欣慰的是,那几年毕业的学生,经过四中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都为国家、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还有不少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同样是四中的骄傲。

  虽说张老在四中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张老的教育情节却是早从抗战时期就开始了。张老出生于1927年,他告诉我们:“抗日前我的家乡没有那么多学校,后来共产党来了,特别重视教育,当地就有了太行一中、二中、三中、抗战建国学院,后来这四所学校又合并成了太行联合中学。1942年我成了太行联中的学生,以后又到了抗大六分校学习参谋学。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我们党的教育方针,那是真正的开放。朱德总司令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把科学和抗战结合起来》中有过这样的阐述:“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即使是战争时期,人才的培养仍然是特别重要的,而我们成了这种思想的受益者。对于我个人来说,对教育的情结也从那时候就开始了。1947年,我被调到晋冀鲁豫边区革命

军人、干部子弟学校当了一名老师,再后来就到了北京,在教育界干了一辈子。”

   从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党委书记职务上离休的张老,很欣赏四中的传统和四中的教师群体。他特别建议我们搞一个教师名录,“不能忘记老师们对学校的功绩,没有这样优秀的一个教师群体,哪里会有现在的百年四中?”

  张老还提议在纪念四中百年华诞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认真总结出四中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要对做出有益工作的人给予应有的评价,更不能伤害无辜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张老对四中的深厚情谊,也让我们再一次感觉到了“文革”那十年浩劫中,难得的春风一度。

 

张乃久(62届初中毕业生)

相关链接:北京四中历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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