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荫柏老师忆当年

  “昨天,我们六十年前作为军人亲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今天,我们六十年后作为幸存者是那场战争的最后见证人,明天,为了子孙后代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在此郑重留言:热爱生活,珍惜和平。”

  上面那段话就是用中文、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镌刻在和平墙上的“北京和平宣言”。

  今年9月落成的“和平墙”座落在北京朝阳公园内。这座永久性建筑物,体现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中的幸存者们,对战争的一种理念。从近处看,这不过是支离破碎的几面墙体,彼此支撑,相互依存,但十余米高的墙头将它们连在一起,远远看来,却像是一条正要腾飞的巨龙。

 和平墙与“北京和平宣言”表达出我国和平崛起的坚定信念,那就是:我们寻求发展的唯一目的是要维护世界和平。

  在宣言后面郑重地签署下自己名字的有我国及美国、包括俄罗斯(原苏联)在内的部分欧洲国家、日本反战同盟等应邀前来的二战老兵,孙荫柏先生的名字位列其中。

  孙老是上世纪30年代我校的学生,“文革”前曾在我校任教十多年,为很多校友所尊重和喜爱。然而他还是一名抗日战士、二战老兵,却很少有人知道。

  前几天,《四中校友》记者随学长朱荫坡、韩濯新来到孙先生家中,听孙老讲述了这一段鲜为校友知晓的经历。

  孙老是河北乐亭人,在老家念完初中后,只有十几岁的孙老,怀揣一支毛笔和一方墨盒,只身来到北京,同时报考了四中、师大附中和河北高等中学。尽管自小是在远离京城的乡下念的书,但孙老因读书得法,成绩一直不错,所以考试之后,这三所中学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接到通知书后,孙老没犹豫就选择了四中,原因是他很早就听说过,四中学费低而老师的名气大。不过那时是1938年,北京已成为沦陷区,日本占领当局为推行奴化教育,往学校里派了日本教官,宿舍里还有两名日本特务学生监视大家,这让孙先生实在不能忍受,萌发了去大后方读书的想法。就这样过了两年,到了1940年时,受思想先进同学的启发,他一人设法离开北京城,取道塘沽,然后坐船去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越南的海防,再由那里入境回国到云南报考了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已是抗战后期,由于大量美军来华参战,联大四年级的学生一律被征入伍去作美军翻译,孙老分配到空军,成了当时刚组建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一名翻译官。

  听孙老介绍,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前身就是原来的飞虎队,在1941年由陈纳德组建,征集自愿来华的美国飞行员参加。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飞虎队成为正式参战的美国空军14航空队,到1944年的时候,加入了由美国提供飞机并负责培养中国飞行员建立的三个中国航空大队,扩大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

  孙老告诉我们说:“在中美空军混合团,我们主要是在飞机场做一些军事工作,美国有一套情报网,中国也有一套,要做翻译和联系工作,别的事也要管,比如汽油、炸弹、气象。抗战后期最紧张的时候,我在安康飞机场,那里就我一个翻译,每天24小时都有工作,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情况,美国方面有事要找你,中国方面有事也要找你,只能随时抽空休息一会儿。安康飞机场离前线很近,危险时有发生,战争毕竟是件残酷的事。幸运的是,这一切都已过去。”

  然而不那么幸运的是这一段经历却在以后给孙老添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不但党不能入,并且累及他的子女。只是孙老对此淡然处之,从不多说些什么。

  抗战胜利了,孙老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50年,经四中老师举荐,被张镜聘到四中教授历史,当过教导主任。1963年调去组建安德路中学,“文革”中他去了“五七”干校,以后又被北京教育局韩作黎局长调去编写教材,留在了教育学院,一直到退休。“眼界无穷世界宽”,听着孙老平静的述说,我们感受到残酷的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当前和平环境带给中国发展机遇的难能可贵。我们更体会到老人豁达、豪爽的心胸里面,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

九歌(62届初中校友)


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校友与孙荫柏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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