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东方神韵 打造时代经典
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增弼教授

 


匠心独运

   钓鱼台国宾馆第 12号贵宾楼的总统套房内,有一张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大床。那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增弼先生的得意之作。

1982年,陈增弼在参与钓鱼台国宾馆第 12号贵宾楼的室内设计工作时,曾看到一张为总统套房配置的卧床的设计图样。当时陈增弼的第一印象是这张床设计的形状颇似民国时期大烟馆里的烟床。他越看越觉得这样的一张床如何能体现我泱泱大国的东方神韵呢?于是他谨慎地提出由自己重新设计一张床供国宾馆选用。国宾馆管理局的翟局长欣然同意,并下令已开工造床的企业立即停工,静候陈增弼的设计结果。

   主动接下这项设计任务后,陈增弼昼思夜想废寝忘食,运用自己的学识与才情按 1:1的比例画出了图样。他把图样挂在墙上,每天反复端详不断修改,力求在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体现完美。他设计的大床长、宽各3米,高2.6米,气势恢宏高贵典雅形神兼备,既有浓郁的中华特色,在舒适、实用等方面又无懈可击。如在床两侧床头柜的巧妙设置,就在不影响传统架子床总体风格的情况下给使用者以现代人的便利。

   陈增弼设计的图样赢得了一片喝彩,并很快被安排在苏州的一家企业里打造。

   陈增弼曾三下苏州,耐心地指导工人如何准确地体现自己的设计思路,并对每一个工艺环节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一次,他发现雕工将自己画的明龙雕成了清龙的样式,从而影响了自己力图表达的意境。陈增弼解释道,明清两代龙的画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清龙的眼睛显得凶狠,而明龙的眼睛则显得喜兴。由于这个企业的雕工过去习惯于清龙的雕法,因此忽略了陈增弼的点睛之笔。在陈增弼的坚持下,已雕好的龙睛全部由清返明。

   当大床造好运到钓鱼台国宾馆第 12号贵宾楼组装时,适逢当时的一位国家领导人路经组装现场。这位中央首长对大床赞不绝口,称其为绝佳的一件艺术精品,并当即对国宾馆的翟局长说,一定要对有关人员给予奖励,临行前还不忘嘱咐一句:一定要把奖金直接发到本人手里。结果陈增弼得到了250元奖金。现在看不多,但当时陈增弼已感到很出乎意外了,因为其时他每月工资才56元。而当陈增弼面对自己付出无数心血终于圆满诞生的作品时,那种喜悦与陶醉的心情却绝不是能用奖金多少来衡量的。

12号贵宾楼总统套房内有为总统和总统夫人分别设置的卧室。陈增弼设计的大床放在了总统的卧室内。有一年南美的一位总统偕夫人来中国访问,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第12号贵宾楼。总统夫人一下子就被总统卧室里的大床所吸引,于是执意要和总统调换卧室。结果总统夫人如愿地睡在了这张大床上。国宾馆的服务员私下笑着说,原来外国总统也有“气管炎”呵。

1987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和王后访华时,王后对这张床亦备加喜爱,并提出了欲订购一张同样的床带回约旦。外交部通过国宾馆管理局征询陈增弼的意见时,陈增弼坦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张床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绝无仅有,如果世界上有了10张这样的床,那它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厂。但为了满足约旦王后的要求,他表示自己可以再设计一张类似风格的床,但肯定会做一些改动,决不会和这张床一模…—样。后来外交部用故意把价格抬得高高的方法使王后没舍得掏银子。由于有此前缘, 1992年,我外交部拟以约旦王后当年十分喜爰的,与总统套房内相同样式的一张大床作为江泽民主席送给约旦国王侯赛因60寿辰的生日贺礼。因当初床是在苏州打造,故红头文件发到了江苏省委。有关部门迅即又找到了陈增弼商议大床的设计事宜。经过一番思考,陈增弼仍坚持自己几年前的意见,并具体陈述了自己在保持原中华架子床总体风格下拟对局部所做的改动,如将雕龙组成的福字改为寿字,改用…—些伊斯兰抽象化风格的纹样等等。陈增弼的意见被外交部采纳。于是由陈增弼设计,耗资人民币50万元的一张大床漂洋过海,成为中约两国友谊的载体。

   陈增弼 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他起初在建工部设计院从事家具及室内设计工作,后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他曾参与过周恩来总理专机的室内家具设计,主持过中南晦紫光阁、武成殿、国务院第五会议室,及钓鱼台国宾馆第12号贵宾楼、第18号贵宾楼、清露堂、养源斋的家具及室内设计工作。他设计的办公桌椅、沙发、座屏、灯饰等深得国家领导人的好评。此外他的设计成果还遍及兆龙饭店包氏家族总统套房、首都机场贵宾头等仓休息厅、天坛公园贵宾休息大厅等众多大雅之堂,几十年来成绩斐然。

   陈增弼设计的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一看就令人感到这是中国样式,从而倍感亲切;二是审美与舒适便利等功能的完美结合;三是每一件都追求创新,在样式上讲究独一无二。他匠心独运,善于将传统与现代,文化和美学,简约与时尚有机地融会于自己的设计思路之中。他的许多自然脱俗端庄高雅充满了东方神韵的设计精品,堪称经典足以传世。

薪火相传

1972年,文化大革命尚在“如火如荼”之时。一天,远离运动漩涡的陈增弼信步来到了过去经常光顾的文物收购点——地安门宝聚斋。昔日温馨高雅的氛围早巳荡然无存,被红卫兵“破四旧”砸得七零八落的旧硬木家具似小山一样堆在院中。真是暴殄天物呵!望着这一堆木料陈增弼在心中慨然长叹。倏忽,从“小山”中伸出来的一条圆桌腿吸住了他的目光。他把圆桌腿拽了出来,拿在手中一看不禁暗自称奇。原来这桌腿是乌木的。熟悉传统家具的人都知道乌木无大料,因此传世的多是筷子、印盒、牌九之类的小件。故宫里有一张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乌木案子,也仅是四条边是乌木的,其它部分全为黄花梨。这条乌木桌腿顿时令陈增弼兴奋不已。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对宝聚斋的曹师傅说,我能不能在这里面挑点东西呵?曹师傅说,行,你挑完了我给你过秤,两块八毛六一斤。明天这堆木头就全拉到乐器厂去做乐器了,卖谁都是卖。从早上九点钟直到下午一点多,陈增弼饭也没顾得吃,硬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将一张完整的乌木平头案拼了出来。故宫里的那张乌木案子长1.08米,而这张案子竟长1.46米,且绝大部分都是乌木的。当时一斤木头两块八毛六相当于二斤半猪肉钱。陈增弼掏钱时也着实咬了咬牙。但能在乱世中抢救出一件稀世珍品却令他欣喜若狂。

   陈增弼对中国古典家具热爱得如醉如痴。他认人为中华历朝历代的能工巧匠以极高的品位与杰出的智慧为世界奉献了一流的家具精品,几经劫难后如今存世的已为数不多。为此他始终将抢救、传承、弘扬中国的家具文化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中华古典家具中,陈增弼对明式家具犹为推崇。他自 1962 年即从师于中国研究明式家具的第一人,造诣极高的杨耀先生,并被恩师视为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杨耀先生常夸他“悟性很高,一点就透”。陈增弼亦委实没有辜负恩师的厚望。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以其缜密深入的研究考证成果赢得了海内外业界人士的敬重,并被推举为明式家具学会会长、中国家具学会理事。

   陈增弼介绍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杨耀先生首次提出了明式家具这一界说。家具史上的这个科学概念指的是我国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具有一致的时代风貌的家具。王朝的更易不是区划的标志,直至清康熙朝的不少作品也具有明式家具的特色。明式家具包括硬木家具、大漆家具和大量的民间柴木家具。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实用器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高峰。

   陈增弼曾撰文指出,明式家具功能合理,结构科学,工艺先进,构造精绝,品类齐备,造型优美。在功能合理方面,陈增弼举黄花梨靠背椅为例。经测绘,该椅各项尺寸与现代椅子几乎完全一样,这反映出明式家具在确定各种,关键尺寸时是以人体尺;广作为依据的。椅子靠背应有适宜的背倾角和曲线,从家具发展史上考察,根据人体特点设计椅类家具靠背的背倾角和曲线,是明代匠师的一大创造。再如明式家具的优美造型,主要表现为美好的比例、变化中求统一、曲线富于弹性、雕饰繁简相宜等等。陈增弼说,在屋子里放进一件明式家具,其卓尔不群的东方神韵会令其它家具全黯然失色。

   随着人们对古典家具特别是流传相对较多的明式家具的价值愈来愈看重,加以收藏热的兴起,拍卖会的推波助澜,巨大的商机和丰厚的利润诱使造假之风欲罢不能。为此在著书立说的同时,练就辨伪鉴真的功夫亦被陈增弼视为传承中国家具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陈增弼并不讳言自己也曾遭“打眼”。想当初诚实善良一心埋头学问的陈增弼脑子里根本没有造假的概念。一天他在旧货市场看中了一对明式交椅,并以不菲的价格将其买下。回家后一经擦拭,他立即意识到自己“触雷”了。原来古旧家具因长期受地气腐蚀,腿的底部都要“泛白”。这对交椅一经察拭,腿底的白色纷纷脱落,显系造假者涂的颜色。

   经此教训,陈增弼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他说,作伪和辨真是相互依存的,首先有了作伪,然后才需鉴真。而欲练成一双慧眼,除了潜心深钻,见多识广外别无它途。为了掌握作伪的第—手材料,陈增弼曾多次到河北、江苏、广东等作伪猖獗的乡间作坊考察,从而了解到大量作假的方法,手段及作假后的客观效果。在河北大城的一个村里,他发现 120户人家中就有86户参与作假。作假中复杂的工艺处理过程令他叹道,哪是什么家具厂,又喷又刷又洗,分明成了个化工厂!对作伪的考察使陈增弼从反面掌握了辨伪鉴真的标准和能力。

   经多年修炼,一件古旧家具摆在眼前,陈增弼能立即对其材质、制作年代、生产地区作出八九不离十的判断,并逐渐掌握了辨伪鉴真的有效尺度。因此不少欲购买古旧家具的人常常请他“掌眼”。

   陈增弼善于在芜杂的物件中发现有价值的真品,故他私人收藏的一些古旧家具可谓增值潜力巨大。但他说自己只为欣赏研究,不求谋利。他表示将来会把自己的收藏悉数捐献给自己任教的学院。他语重心长地言道,知识和人民币一样,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体现其价值。他愿将自己的所知、所得全身心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学生,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热爱、珍惜祖国的“国粹”,让中华辉煌的家具文化薪火相传流芳百世。

宁静致远

   陈增弼自幼家境贫寒。 1948年他考入北京四中时,全家在一个院落的门房和门道安身。父母睡门房,几个孩子睡门道。后来他发现教室里的讲台是木头的可以睡人,于是就把铺盖搬到了学校,白天存放在传达室,晚上铺在讲台上。

   早年的艰苦生活造就了他肯于吃苦负重、坚忍不拔的性格。他在清华大学二年级时,因不愿随波逐流揭发批判自己的“右派”老师、同学而被打成“内定右派”。因没公开带上“帽子”,他‘一直浑然不觉。直到 1979年清华大学的一纸平反公函才使他恍然大悟。原来若干年来自己尽管工作努力,专业水平有目共睹,却屡屡与出国考察、提职增薪等好事无缘是事出有因呵。但陈增弼对命运的不公毫无怨艾。踏踏实实作学问,努力干好每一件事情是他在四中读书时就形成的人生理念,宁静致远更是后来他—直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

   陈增弼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生性淡泊惟嗜读书。多年来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遂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基础。

   他曾发表了《论汉代无桌》、《太师椅考》、《千年古榻》、《明式家具类型与特征》等多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并担纲了《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华艺术辞海》中各个历史时期家具部分的撰稿工作。

   《红楼梦大辞典》中的器用家具章原由一位专家撰写,但主编冯其庸先生阅后不甚满意,正值他苦于无合适人选时,文物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对他说,找陈增弼呵,那可是一位饱学之士,写的文章很有深度。冯先生立即致函约见陈增弼。一番晤谈后,冯先生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陈增弼在撰写《红楼梦大辞典》中的器用家具章时,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严谨治学的精神再一次体现。他考证出许多前人未曾探究清楚的东西究属何物,且大量纠正了以前注释中的偏差。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只听见座钟“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这打罗筛面的是何器物呢 ?陈增弼考证出刘姥姥所云是农村一种用脚踏的筛面工具,他不仅详尽地说明了其工作原理,且画出了具体图形。再如宝玉房中花盆里的宣石,前人注为上水石。陈增弼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石头向来惯于以产地命名,如大理石产于大理。经查阅大量资料,他最终从清人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中做实宣石乃是安徽宣城所产的一种马牙石故日宣石。在《红楼梦大辞典》出版的一次专业会议上,冯其庸先生特意提到,撰写器用家具部分是非常严谨的。

   继承是为了发展。陈增弼记得杨耀先生曾对他说,你现在是钻进去了,但是还要能跳出来才行。陈增弼理解恩师的意思是要自己师古而不泥古。为此他在自己的设计实践中,既融进了传统家具的优秀基因,又注意汲取最新的科技成果与时尚原素。他还先后出版了《家具设计图集》、《会堂家具》、《旅馆家具》、《国外家具图集》等实用性很强的著作,为推陈出新发展中华家具文化做出了贡献。

   追求东方神韵,打造时代经典,是陈增弼此生最大的愿望。

闫世宁 (65 届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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