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一书生
———记老校友洪纪昌
 

  那是在1957年,暑假后我们升入高三的第一天。班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新面孔,他中等身材,上身穿一件灰衬衫,下身穿一条退了色、但洗的很干净的旧军裤,看上去人很稳重朴实,年纪要比我们大许多,他一声不响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起初我以为他是来听课的外校老师,因为四中的教学质量高,外校老师来听课是常有的事,凡听课的老师全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可是他一连四节课都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我当时挺纳闷,心想外校来听课的老师不可能什么课都听,是上一班的复读生?但50年代四中从没招过插班生,他的出现自然会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和猜测。中午休息时他主动与周围同学聊起了天,因人很随和,很快就融入了我们这个集体与大家熟悉起来。同学们的猜测和疑团也就随之而解了。

 
 

  他就是洪纪昌,那年已经28岁了,是位复员军人,是一位副营级军官。1947年他从北平五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四中高中,与聂大江、丁国瑜、荣国楷、赵九洲、陈又铮、赵世良、高传树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在一个班,在这个集体中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那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土崩瓦解的前夜,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他渴望能有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取代腐朽的旧政权,使百姓能过上和平、民主、富裕的日子,学生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读书……。

  1949年1月末,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洪纪昌和他的同学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他们高举“北平市立第四中学”的横幅,手执各色彩旗,夹道欢呼,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北平。

  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洪纪昌,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学生,决心把自己融入这滚滚革命洪流之中。在聂大江同志的鼓励和影响下,他于1949年3月毅然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并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他与张鹤琴、陈振中等同学一起穿上了军装,离开了心爱的母校,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从此翻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1949年3月末,他们集中住在地安门方砖厂的一个大院里,进行了3个月的学习动员。此期间聆听过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讲话和四野主要领导的报告。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在四野南下工作团一分团。

  1949年7月,南下工作团将离开北平开赴前线,出发前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欢送南下工作团的盛大集会。洪纪昌的母亲积极支持儿子参军入伍,表现出一个中国妇女博大的胸襟和爱国情怀,因而做为家属代表被特邀登上了大会主席台。大会开的既庄重又热烈,充满了激情。母亲送儿上战场那可歌可泣的场面,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向前、向前、向前……”,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他们出发了,走上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征程。

  1949年8月初部队抵达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在那里边休整学习边训练。他被编入41军直属的迫击炮营。41军恰恰是他夹道欢迎,第一个进驻北平,由吴克华、莫文骅将军率领的队伍,因而他倍感亲切。部队从鸡公山出发南下,过长江、进湖南、下广西,10月到达桂林,参加了著名的“广西战役”。而后又东进广东,1950年初抵达惠州。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参加战斗,不仅与国民党正规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而且还要追剿溃退的散兵游勇、土匪民团。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不到一年工夫,蒋介石就把几百万军队输个精光,大规模的战役在中国大陆基本结束。洪纪昌被调入刚刚组建的41军文工团。他写过快板,演过戏,教过书。由于他工作积极肯干吃苦耐劳,曾多次受奖。部队党组织根据他能在枪林弹雨中,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于1952年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他被选送到长沙政治干校学习。毕业后被提拔为见习指导员、代理指导员、指导员。1956年他被调到121师文化科任文艺助理员(副营级)。

  正当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憧憬着美好的蓝图时,1957年“左”的思潮开始抬头,部队上比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洪纪昌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又有海外关系,他觉得自己已不适宜继续留在机关部门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离开部队去投考大学。这一方面可以减轻压在他身上沉重的包袱,同时也可以圆了自己少年时代早已立下的上大学的梦想,而且也符合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方针。他向部队领导提出了复员的请求,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当他踏上北去的列车,心潮澎湃,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他思念亲人又舍不得战友,是兴奋还是伤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8年了,而且是人生最闪光最宝贵的8年,他把像金子一般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列车从南向北飞驰,恰恰是穿越了他8年前一步步从北向南所走过的洒满了汗水和战友血迹的征程。夜深了,他仍不能入眠,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相处8年的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想起了刚刚去世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也想起了母校四中和当年的同窗……。

  1957年9月他第二次迈进四中校园,回到了阔别8年的母校。当我得知他不平凡的经历后,对他肃然起敬。从那时起我就称他“洪大哥”。他确实是我们的老大哥,这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差距,而是他能处处起表率作用。他待人诚恳,办事认真,学习十分刻苦。离校8年了,当时的教科书与他过去所念的书差别很大,尤其是语文他念的还是解放前的国文课本,与我们念的新课本有天壤之别,他必须在短期内补上。别人1小时完成的作业,他需要两小时甚至3小时才能完成。开学不久的一次摸底测验他只得了26分。老师不了解他的情况,觉得很奇怪,怎么还有这么差的学生?但他从不灰心,有着顽强作风的钢铁战士,就是要迎着困难前进。他每天学习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到毕业时多门功课均为优良。他勤奋务实,作风正派,为我们班的同学树立起一面旗帜。在他的影响下,同学们的学习劲头倍增,学习成绩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不仅同学们尊重他,就连当时已经当了教导主任的屈大同老师也没把他当成学生,而是称他为老大哥。但他本人却非常谦逊,从来不摆老资格。

  经过近一年的刻苦学习,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1958年9月,29岁的他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踏进了清华园,开始了他6年的大学生活。入学后他被调到新建的工程化学系,并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和班长。29岁已经不是学习新学科的最佳年龄,他与比他小10岁,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一起学习,又要承担繁重的社会工作,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经过6个寒暑,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这时他已经35岁了。

  1964年他被分配到地处北京郊区顺义牛栏山的“北京维尼纶厂”。该厂是我国从日本引进的第一座规模较大的化纤厂,在当时来说其设备和产品都是比较先进的,他决心在这里大干一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的建设中。由于工作出色,进厂不久就被提拔为甲醛车间的车间主任。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期间车间主任也算个当权派,因而被夺权,被批斗,被关押,他成了被专政的对象。1970年又将他下放到石家庄维尼纶厂,离开了年轻的妻子和不满两岁的女儿。此一去又是5年多,直到1976年他才回到北京,调入北京化工二厂,先后担任技术科长、动力科长、设计科长、塑料加工车间主任等职。1984年调到北京市化工局技术委员会工作直至离休。离休后他先后亲自主持并参加了“稀有元素精细提纯”等几个科研项目的工作。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像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不论何时何地总是一声不响埋头苦干。他心态平和,从不与人攀比。他说:“要比就和已经牺牲的战友比,和还没脱贫的老百姓比”。话说的多么质朴多么透彻,多么有力量。

  如今洪大哥已经70多岁了。由于勤学好动常年坚持锻炼,不吸烟不酗酒,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尤为旺盛。他曾多次组织原41军老战友聚会,年近九旬的老首长莫文骅和欧阳文将军也应邀参加。多年来他到全国各地专访老战友300余人次,每次都给老战友带去欢乐和美好的回忆。他是一个传播快乐和幸福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也是一位幸存者,后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科技人员。没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是一个平凡的人……”。不错,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在这平凡的背后是高尚的情操,多彩的人生和特有的人格魅力。他是我做人的楷模,是我一生中最尊敬的人。

李锡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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