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舒江上舟
——记65届校友江上舟
 

  1963年初,跟随父亲来到北京的江上舟进入我校读高一。这位原本在福建一中成绩不错的学生,到四中后,学习上自然不会吃力,让他感到有些不一样的是这里的读书气氛较比福建一中要轻松许多。

  那几年,福建对教育抓得比较紧,高考升学率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学生一上高中就开始了起早摸黑的苦读生活,连节假日都得不到休息。而四中却不是这样,高中生照样有时间打球、看电影,甚至可以抱本小说来读。这样的日子对江上舟来讲,自然很是轻松,适应起来更是没什么问题。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清华只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大一的下半学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糊里糊涂的经历了运动初期的混乱,并因家庭原因受到无端的冲击之后,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加上生硬教条、枯燥无味的政治理论学习,成为了那个时候他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电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生产实践中他渐渐感觉到了知识匮乏,尤其是专业知识的缺失,对自己的影响实在太大。后来调到四机部所属的北京电声电视技术研究所工作,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1978年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时候,江上舟立即在第一时间报名,考回了清华大学。

  与此同时,为适应国家建设需求,“文革”以后第一次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也在进行。江上舟参加研究生复试的时候,清华的老师告诉他,考上研究生的人都有资格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没多考虑,他马上就去报了名,并且顺利通过了考试。就这样,没费太多的周折,他来到了瑞士,进了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

  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江上舟在当时是没有过多考虑这些的,能出国留学不过是机缘凑巧,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已。

  当然,抛妻别子会让他心有牵挂,但来到异国他乡又让他眼界大开。陌生与好奇之余,不免有些兴奋,毕竟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是爱因斯坦的母校。

  入学之后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办事效率实在是高,来自各国的留学生有几百人,负责签证、住宿等各种繁琐事情的却只有一个专职人员。他所在的系也是如此,管理人员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由教授兼的,但一切工作却都井井有条。这里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水平当然都属世界一流,位处苏黎世市中心最高处的高等理工学院成立于1460年,即便在欧洲,历史这样悠久的大学也没几座,更使其声名显赫的是爱因斯坦曾就读并任职于此。

  有幸能到这样的学府深造,说明了江上舟所具备的实力,但这却不能因此而说他学起来没有困难。当初他在国内大学的正常学习时间还不到一年,而他所学的数字信号处理专业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学科之一。但江上舟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切,成为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要知道,能获得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通信研究院博士学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之所以能够如此,个中原因,江上舟把它归功于自己在高中时所接受到的教育。

  他认为四中教学的特点是老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分析、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举一反三,把握整体,学起来自然轻松,并能事半功倍。而在四中培养起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对艰难、困苦、挫折的承受力;对理想、事业、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更成为他8年留学生涯的精神依托,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

  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江上舟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便匆忙回到了祖国。

  始料未及的是到了国内才发现,他所学的专业有些超前,搞移动通信专业的单位,当时在国内没有几家,何去何从,让他一时陷入两难。于是,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的专业,以精通德语和英语的特长,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从此步入仕途。

  海外留学归来的博士步入仕途,这难免会让人为其学非所用而感到惋惜。但江上舟是个要干实事的人,只要能给国家、人民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其他的都无所谓。这从他后来下海南,去上海,最后又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当理事长都可以看出,他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7年海南筹划建省,请社科院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有人知道江上舟曾对此提过建议,于是将他也拉了过去。就这样,在国家经委还没干多长时间,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规划过后,刚回到北京,就赶上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正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并在1991年当选为三亚市副市长。两年后又被委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由于洋浦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号称“特区中的特区”。在这种情况下,江上舟出任这里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为数不多的几个部下从头干起。

  多年的留学经历使得江上舟眼界开阔,头脑灵活。身在特区就不能因循守旧,所以他的执政思路有别常规。

  他所执行的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从而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空间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将在海外,特别是瑞士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用于特区,不仅精简了办公人员,而且加强了相互间的监督制约。他还开风气之先,从全国范围内招考公务员,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在其麾下。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

  江上舟的夫人是他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在复旦大学任教时被民选为校长,不知是照顾他们夫妻还是另有考虑,1997年,江上舟从海南调到上海,职务是上海市经委的常务副主任。

  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同时发展也最快的地区,江上舟在这里先后就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上海化学工业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市政协对外友好交流委员会主任、市国有资产规划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还被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聘为教授、博导。所有这些职务,哪个也不是虚职,都要求江上舟付出最大的努力,而江上舟也是这样做的。

  刚到上海时,他就提出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在当时,被某些人称为“异想天开”,有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同意,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上海的IC(芯片)产业已初具规模。

  曾在美国硅谷工作过20年,在英特尔(Intel)、泛林科技、美国应用材料担任高层职务的尹志尧,来到上海创建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AMEC)。当江上舟了解到这家公司将研发并生产微电子芯片制作过程中的关键设备时,立即给予大力支持,将其列入上海科教兴市第一批重点项目,重点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

  在以后不长的时间内,中微同时开发出12英吋、65纳米技术的等离子体刻蚀设备和化学沉积薄膜设备。中微的设备比美国及日本的同类设备有更先进的自主创新技术。成为国内最有希望将65纳米到45纳米半导体设备推到市场上和美国及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竞争的公司。

  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和对高科技有深刻理解的技术背景,使得江上舟在工作中,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决断,为上海经济快速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江上舟向启明行动捐助人、著名电影演员斯琴高娃颁发证书

  2005年江上舟奉调回京参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二届一次理事会议上当选为理事长。这次换届大会修改审定了基金会章程,规划了基金会二届理事会的工作目标,标志着基金会“第二次创业”就此开始。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办已有20多年,累计筹集款物30多亿元人民币,为广大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然而,我国残疾人事业的总体发展状况,仍然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让残疾人与全国人民一道携手迈进小康社会是基金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如何挑起“第二次创业”的担子,江上舟可谓任重而道远。

  从政近20年来,工作多次调动,职务频繁变换,在不同的岗位总是干得虎虎有生气,做出的业绩令人信服,江上舟何以能够如此?

  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如果说江上舟这一代人的上辈,为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么,到了他们这一代,则把自己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出国留学是如此、学成归国也是如此;放弃苦读多年学成的专业是如此、步入仕途后,不求功名,只为做事也是如此。我们在探讨“四中精神”的时候,江上舟的经历不是个很好的证明吗!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会理事合影



 
 
久文(62届初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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