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 干实事的阚凯力
——记一九六四届校友阚凯力
 

  阚凯力,北京四中1964届校友。现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上书总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电信界发生了有名的“KC”通信卫星方案之争。“K”方案即采用K波段卫星直播电视节目,号称技术先进,却需要每个用户都要购卖卫星接收机;“C”方案则是选用C波段把电视信号通过卫星传至各地转播站,再以电视转播方式播出,同时以多余容量经营电信业务。在美国通讯卫星公司极力鼓动下,有关主管部门倾向采用“K”方案,且已着手进行国际招标。

 
 


   当时的阚凯力虽然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但在研究“KC之争”内容后,心潮难平:中国农村还那么穷,农民连电视机都买不起,何谈卫星接收机?而且他一眼就看穿了美国通讯卫星公司嫁祸于人的企图,显然他们已意识到电视直播方案必然失败,而又不愿让已经定购的K波段卫星烂在手里;其大肆鼓吹该方案的技术先进性,正是为了把包袱甩给中国。

  事关国家利益,焉可置之不理!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直接上书国务院总理,信中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技术方案,建议采用C波段;二是体制方案,建议成立卫星公司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所有制。该信很快得到回应,阚凯力奉召回国参与方案论证,经过多次论证会、演示会,最终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1985年,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成立并采用了阚凯力所起的英文名字“ChinaSat”,同时聘请他为公司特别顾问、负责协助在美国购买卫星。

  回首当年,阚凯力自言上书总理的动因很简单:“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我是国家送出来研究电信的,总不能眼看着国家蒙受那样大的损失。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想过其他。”

根在中国

  阚凯力1958年至1964年就读于北京四中,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曾就职于张家口无线电厂及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1978年考取北京邮电大学“文革”后首批研究生,并因英语成绩突出而选送到美国收分最高、学费最昂贵的斯坦福大学留学。

  赴美前夕,为打长途电话联系入学事宜,阚凯力吃够了中国电信业落后的苦头,多次奔波于西单电报大楼(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繁琐的手续、漫长的等待,恶劣的通话质量……,都与他到美国后看到的电话高度普及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促使他最终选择了电信研究领域。因此,1986年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访美与留学生座谈,当问及“回国后准备做什么”时,阚凯力回答:“我只想在中国多装几部电话……。”

  1984年,已获博士学位的阚凯力担任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屡有惊人之举,令美国同事刮目相看。例如,他大胆质疑在电信界炙手可热的ISDN系统,巧妙采取了“高举大旗,原地踏步”策略,为公司避免了重大损失。他的咨询报告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宇航署用航天飞机发射商用卫星的作法,引起了美国国会听政会的极大兴趣。数日后,媒体报道:国会已令宇航署改变政策,而新政策恰是阚氏所言。为此,太平洋贝尔的总裁对报兴叹;简直难以置信,美国的航天政策居然是由一个中国留学生指导的。

  1986年,正当阚凯力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却选择了回国。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早在1950年,他的父亲、美国医学博士、结核病专家阚冠卿先生就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条件,带着5岁的阚凯力及全家回到祖国。临行前,阚冠卿博士在美国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回中国:因为那里需要我》。37年后,儿子又重走父亲的路,并在离美前向媒体出示了父亲几十年前的文章,声明:“我的事业在中国。美国的条件再好,也不过是住五星酒店,只有中国才是我自己的,我属于中国。”父子何其相似乃尔。两代游子,同样风骨,精忠报国,虽九死而不悔,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

无欲则刚

  1987年,阚凯力回国就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从此投身于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大潮,并一直搏击在风口浪尖之上。

  1988年,在叶培大院士领导下,阚凯力起草了中科院一个项目的主报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明确提出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建立两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等重大措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同时也在电信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其观点的正确性与前瞻性,无一不为日后电信领域的改革实践所证实。
  1989年,阚凯力二度赴美攻读博士后,在此期间参与了作为打破电信垄断标志的联通公司的早期策划,并协助联通开展国际合作。同时被聘为世界银行顾问,向世界许多国家介绍了中国电信业发展的经验和战略。

  1996年,阚凯力再度回国重任原职,于任期内向国务院提交对中国电信重组的建议,即风云一时的“网业分离”方案。这个方案对电信业一贯的“上下通吃”、“纵向整合”、全面垄断而且大搞“垄断延伸”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一时舆论大哗,阚凯力本人也开始成为许多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

  200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以论坛方式展开“中国电信要不要再分”的讨论,并配发题为《反垄断坚定不移》的评论员文章,而论坛的“正方”正是由阚凯力署名的“竖拆”方案。历经半年多激烈争论,中国电信终于再次被拆分。尽管阚凯力对所采取的“横拆”方案有强烈反对,认为无异于“庸医杀人”,但他仍强调拆分的积极意义,即再次体现了我国打破电信垄断的决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电信改革的战场上,阚凯力尖锐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时的直言不讳,常能收到振聋发聩之效,但也召致广泛争议,毁誉不一。改革是需要勇气的,改革也须付出个人代价,勇气何来?阚凯力引古人话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个人代价几何?阚凯力坦言:“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提出任何观点都须本着科学、负责的态度,决不能朝三暮四作墙头草。中国电信业需要改革,就需要有人站出来讲真话。至于个人得失,则不在考虑之列。”

教书育人

  2000年,阚凯力主动放弃仕途生涯,通过竞聘出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以一反常规,“逆潮流而动”选择回归校园?阚凯力自答原因有二:一是痛感电信业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一支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干部队伍,故欲效法孙中山办一所电信业的“黄浦军校”,为尚未成功的电信改革事业造就人才。二是深受母校四中影响,四中的老师不仅以一流的教学水平让他掌握了文化知识和学习方法,更让他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试想一个中学老师,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全身心地为育人成才呕心沥血,这是何等高尚的师德。他因此而崇敬教师,也愿意从事教书育人这一神圣职业。

  “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这是阚凯力在四中老师身上得到的感悟,也是他奉行的教育理念。为此,他提出“学校的中心任务是为学生服务,”要着力培养能“在市场经济中打先锋的学生。”他鼓励学生到企业兼职,在实践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不赞同学生在论文中引经据典,大而无当,而是借鉴斯坦福大学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强调必须有所创新,必须对人类知识有所贡献。然而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改革,并把学校作为改革的一个主战场。

  展望未来的电信业改革,阚凯力认为依然任重而道远。人们经常谈论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但正如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一样,必然要经历技术、思想、社会、政治的深刻变革,目前只能说正在进行信息技术革命,思想革命则刚有前导,其他变革还无从谈起。但阚凯力对电信改革的未来乐观而充满信心:“你向前看也许觉得发展太慢,但是回头一看就知道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认为:中国电信业历经改革,实际上已经与西方国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已经具备了赶超的前提条件;虽然改革路上依然阻力重重,但阻力正如初春的雪人,尽管坚冰未破,不能指望其在一个早晨消融,但是只要每天给它一缕阳光,终将彻底融化。阚凯力对此充满信心。

 

(闫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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