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见知隐 以往知来”
———访历史考古学家李先登研究员
 

正本清源

  提起中华古代科技文明的重大成果之一———汉代张衡的地动仪,相信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它的图形早已成为国家地震局的标志,且在中小学课本、各类图册及邮票、会展中屡屡现身,然而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真正由张衡制造的地动仪,早已毁于公元190年董卓的一把大火,失传距今已逾1800年。现在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地动仪,乃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历史博物馆的王振锋先生复原的模型。

  自该模型问世以来,国内外专家对其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资深历史考古学家李先登指出,它不符合《后汉书·张衡传》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及考古发现的汉代文物的特征。尤其令人难解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存放在历史博物馆中的地动仪纹丝不动,其测震功能毫无显示。

 

 
 

  自欺欺人毕竟有损大国形象。本世纪初,国家决定将重新复原地动仪列为国家重点科研课题,交由国家地震局和文物局联手完成。地震局负责地动仪的内部原理,文物局负责外形,而文物局的工作则由李先登研究员具体承担。

  受命以来,李先登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密切关注、深入研究考古工作的每一最新成果,亦曾赴洛阳汉代灵台遗址考察,競競业业地向历史的真实逐渐靠拢。

  李先登介绍说,原模型的外形是鼓肚的。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地动仪“型似酒樽”。但是我国出土的大量汉代酒樽多为圆形直壁,中间鼓肚的一件没有。国际地震协会主席曾调侃说,中国人古代又不喝啤酒,怎么汉代出了一个啤酒桶。再有文献记载,“下有蟾蜍张口承之”,而原模型将8个蟾蜍散放一周显然毫无道理。此外原模型上的8条龙用的是明清的造形,明显犯了一个时代错误。而在内部原理上更是疑点重重。由此种种,在李先登和地震局专家的精诚合作下,一一得到了破解。新复原的地动仪外形为圆桶直壁,8个蟾蜍依托樽体成为器足,8条龙恢复了汉代风貌。而在内部结构上将直立棍还原为悬垂摆。从而无论是外形还是工作原理,都更加符合史料记载和汉代的科技水平,且较圆满地回答了国内外的各种质疑之声,有力地维护了中华古代科技文明的声誉。

  李先登欣慰地说,历经5年的艰苦攻关,新模型方案经众多院士、专家、领导数次论证评审已获通过,现正由清华大学雕塑系组织力量精工细做,将于2008年5月在新落成的中国科技馆正式亮相。

  民族之根

  李先登为自己能参与复原张衡地动仪的使命而感到万分荣幸。而他的学识、资历、道德、人望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必然。

  李先登于1955年从北京四中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先在天津博物馆后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至退休。他现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专家等职,在历史考古领域埋头工作了一生。

  长年和历史文物打交道,有的人或许会觉得枯燥乏味,但李先登却在史海钩沉中感到莫大的享受。他痴迷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将其视为华夏之魂、民族之根。他说,在历史长河中散落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散放出迷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应被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因为一个没有根的民族,是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李先登曾赴台湾讲学并参与举办大陆文物展览。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宴会,在座的有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席中一位山东籍的老将军激动地说,在展览上我看到了来自我老家的文物,心中真是感慨万千。我和共产党打了一辈子仗,现在明白了我们同是华夏子孙,万万不可再打下去了。其时已101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晚年一直沉醉于传统文化,他盛情邀请李先登到府上晤谈。有关部门约定的时间是20分钟,但陈立夫先生兴致盎然谈锋甚健,与李先登的交流竟达1个小时。台湾之行,令李先登更加感到自己的工作在凝聚民族向心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李先登研究考察的重点是夏商周考古学,他在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上造诣颇深。青铜器中的中华古鼎尤为他看重。古鼎的庄严、肃穆、大气、高雅以及所具有的气势和威慑力常令他赞叹不已。去年奥运会组委会在征询打造奥运圣火台方案时,有人提出用长城的造型,李先登并不同意,认为长城会让人联想到战争。他提出的方案是用大铜鼎作为存放奥运火种的圣火台。他说,鼎在古代并不是日常实用的器物,而是一种礼器,是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天子九鼎并不是说天子的饭量大,吃的肉多,而是体现了王者的尊严和权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鼎的造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代表。奧组委最终采纳了李先登的方案,决定以鼎的造型打造圣火台。

  中华神韵

  李先登是CCTV-4《国宝档案》的特约顾问。他始终把宣传爱国主义,凝聚海外华人作为栏目的宗旨,同时也以科学、严谨、负责的态度向广大热爱文物的电视观众介绍、普及了许多文物考古知识。

  常言道“乱世黄金,盛世古董”。随着国力的增强,收藏文物的雅好在社会上日益普及。文物巨大的增值潜力,在纷繁的拍卖会的助推下,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一夜暴富的神话在广泛流传,鱼龙混杂的收藏热使得有人欢喜有人忧。作为文物专家,李先登坚持操守,立场鲜明,尽其所能地引导人们步入健康的收藏之路。

  李先登指出,文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收藏文物的要义,首先在于通过收藏得到历史的启迪,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以见知隐,以往知来”,在文物中感受历史脉搏的律动,进而明确社会发展方向和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时,文物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能使人在欣赏中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提高一个人的品位和修养。因此,真正热爱文物的收藏家向来与功利无缘。

  针对初涉收藏的人士,李先登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提出要避免陷入几个误区:一是不要迷信专家的鉴定证明。除了专家也可能打眼外,还在于面临巨大的金钱诱惑,见利忘义乃至于明码标价的所谓专家也不乏其人;二是不要轻信编故事之人的花言巧语。什么地里挖出的,土改时分的,辗转从海外夺回来的,等等。编得煞有介事,炒得热热闹闹,其实贩卖的全是假货,目的就是骗钱。再有就是要了解现代科学仪器只能确定成分而不能辨别真伪。因为一件文物的构成元素,如含铜、锡各多少现在完全能够克隆。

  李先登提醒广大收藏爱好者对现实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就是我国虽说是一个文物大国,但历经劫难和几代人的收藏,真正有价值的文物早已成为极其稀缺的资源,现在充斥于古玩市场及拍卖会上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假货。抱着投机赚大钱的心态收藏,往往会赔得很惨。

  如何提高文物鉴赏水平,李先登认为关键是学习。首先是从书本上学习。他特别强调要读那些文物出版社等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的书,而不要理睬一些乌七八糟的读物。再有就是多到博物馆去看真的文物,从中去感受古代文化的精神,体味其所蕴含的中华神韵。李先登说,文物所凝固的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丹青难写是精神”,现代科技再先进,造假的手段再高超,也无法复制出文物的气质和神韵。成为专家不容易,但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提高鉴赏水平和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李先登希望所有收藏爱好者都能做到健康收藏,快乐收藏。

  本固枝繁

  李先登虽然在1998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至今其工作量未见稍减。5年前他还参与了国家的另一项重点科研课题,即由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一套世界各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丛书,作为中央领导人决策时的参考用书。其中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部分就由李先登执笔。在撰写中,李先登不为传统及权威的观点所囿,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梳理付诸笔端。他所提出的夏商周不是奴隶制社会而是贵族等级制社会,以及强调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等观点,得到了史学界广泛的认同。日前他已圆满交稿。

  每年都有人从博物馆的岗位上退下来,但如李先登一样肩负重任,始终忙碌于专业领域的并不多见。对此李先登说,自己之所以还能发挥一些作用,主要是基本功比较扎实,而且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学习习惯。因此我特别感激给我打下一个好基础,培养了我好习惯的母校———北京四中。

  李先登回忆说,当年四中文理不分科。我虽说后来学了文,但理科知识学得也很扎实,因此后来在专业领域里便具有一定的优势。他念念不忘的还有四中提出的要重视“三基”,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认为自己从中受益无穷。刘老、张老等名师的耳提面命,他至今仍记忆如新。特别是四中老师启发式而非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令他始终保持着学习的兴趣和终身学习的心态。1955年高考,李先登创了一个至今无人打破的纪录,6门课考了600分(当时没设加分),门门满分,连一个错别字都没有,是华北5省市考的第一名。看来李先登在专业领域里的严谨学风委实非一日之功啊!

  闫世宁(65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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