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校友聂大江关于解放前后四中校史的片段回忆

  今年三月初,陪同校友会刘铁岭会长,拜访了老校友聂大江,开门见山,聂大江回忆着他1947年考入四中的往事:“我初中在育英中学读书,原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势力被日本人逐出中国,学校一度改称市立第八中学,抗战胜利后又恢复原名,依然与美国教会保持联系,学校校长宣称,育英毕业学生可以到美国直接升入大学。我入学时,正是校名称为八中的时期,复校后,学费上涨,我父亲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名职员,收入微薄,交学费相当吃力,当时一个年级三百六十多人,凡学期考试进入前12名的,可以按名次减免多少不等的学费,我读书还算勤奋,大多有机会获得减免,还在学校图书馆做服务生,按服务时间多少,又可折减一部分学费,但总是支撑困难,有后顾之忧,所以只有转入公立学校一条出路,毕业升学时我报了几所比较好的公立学校,有幸都被录取,从中我选了四中,因为四中师资力量强,校风好,这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入了四中,毕业后升大学应是相当保险的。”

  不管哪个历史时期,来四中读书的学生,多数都把将来考上个好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聂大江也不例外,只不过当时中国,已经没有让青年学生们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书的条件了。

  聂老对我们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挑起内战,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学界充当先锋,局势动荡,学校里情况也很复杂,有国民党、三青团的基层组织,还有中统特务,学校除了教务主任以外还单设训育主任、训育员,专司对同学们政治上的监督,注意‘异常动向’,后来又加派了军训教官,有的也负有特殊政治任务,高年级同学中还有青年军复员军人,他们当中有少数人也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这几种力量汇合,共同加强了对学校的政治控制。训育部门找班长谈话,专门了解学生中政治可疑迹象。有时有意制造紧张空气,一年冬天高二乙班门上草帘子被烧,学校立即召开大会,借题发挥,宣称是有人故意破坏,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围城时期,我们从军训教官的床褥下边查到一份进步同学黑名单。学生中还曾有一名特务分子,假装进步,有意与进步同学接近,为迷惑进步同学,他在宿舍枕头下边放了《斯大林论中国革命》,果然有一民联同志上当,暴露了自己,在小组里汇报有关情况时,被领导同志发现,立即命令该小组人员(同在一班,平时关系亲密)离开家庭,隐蔽起来,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政治损失。所以学校平日学习气氛看似浓厚,但并不平静,同学们心理时时都感受着政局变化的冲击。斗争的潜流也在涌动。四中一直有地下党员的活动,1947年‘五·二二事件’就是坚持正义的同学们与国民党反动军政当局一次正面尖锐冲突,也是广大同学郁积已久的对国民党的不满、愤恨情绪的集中爆发。”“五·二二事件”后,四中地下革命组织成员有的升入大学、有的进了解放区,党员只剩下张家庆一人,为了增强革命力量,上级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加紧发展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联”(民主青年联盟),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党员已发展到8人,与燕冀女中共同组织了一个支部,程昭武任支部书记,同时兼四中党小组组长。“民联”也发展到近40人,聂大江任分部书记。

  发展组织的同时,多种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首先是借助北大力量,团结教育了一批进步同学:东边靠沙滩红楼,西边靠北大工学院,动员同学们参加北大同学组织的读书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和各种集会,还动员同学们到北大孑民图书室借阅进步书刊,同时校内也组织了读书会,创办了壁报。还引导同学们参加全市性的助学活动等。特别到了1948年底,解放大军逼近北平,包围北平时期,又紧张地开展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最初是按武力解放方案,后来是按和平解放方案进行各种准备。一方面是学校的护校工作,另一方面是按上级统一部署的面向社会的宣传活动。同时党内、民联内加强了学习,开展了形势教育与气节教育。为了做好护校工作,按上级统一安排,内部做了细致准备:调查统计位内人员、资产情况,绘制学校平面图,编制全校师生联络方案,筹组全校护校组织等,对外则召集了全校师生返校大会(围城后学校就已停课),组织起护校组织,此前已按上级指示派人正式向校长田植萍发出了警告。至于面向社会的宣传活动则是加紧了印制散发传单工作。

  聂大江回忆了在这个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而且颇有意思的几个片段。

  一、西什库前后库一带学校较多,除四中外还有光华女中、燕冀女中,以及天主堂里的耕莘中学,解放军战场上胜利推进,国民党却感到风声鹤唳,精神紧张,所以经常在一些特殊地段实行突击检查,目的是发现可疑线索,搜寻党的地下组织。西什库天主堂门前就是一个经常实行检查的地方。重点查过路的学生,搜书包、搜身,那时我的书包很大,为了迷惑敌人,经常放些英文书,还有武侠小说在里边,程昭武常替我借一些武侠小说。他只知道我有伪装的需要,不知道我从小就爱看武侠小说,这时偶尔也愿意翻翻看看。后来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我还结合《中国青年》的讨论就爱看武侠小说作过自我批评,那时大家都认为看武侠小说能够助长个人英雄主义毛病,而且任侠虽能为统治者添点小麻烦,却会把农民革命引上歧路,因此是必须批判的。因为经常有检查,我们身上、书包里是不放“违禁品”的,不得已时就把传单、“民联章程”之类的小东西放到鞋里,特务们一般还搜不到这些地方。但开始时人们并没有想到这里会有经常检查。程昭武一次从地下印刷厂那里领来一些学习材料和传单。夹克里和书包里都塞有这些东西,从后库出来,向西,拐一个弯到教堂门口,才发现这里有人检查,走回去必然引起怀疑,只有硬着头皮过去,另想应对办法,幸好这时各校集中放学,马路上人很多,检查的人忙不过来,当时程昭武个子很小,脸长得也是孩子模样,检查的人并没有正眼看他,顺手把他推搡到了一边,他乘势混入人群,侥幸逃过了这一关。

  二、印制散发传单:散发张帖传单,办法很多,通常是,黄昏时分,在胡同里挨家挨户从门缝里往里塞,再就是贴在大街小巷的墙上和电线杆上,两人配合,一人刷浆糊,一人往上贴,动作熟练了,可以效率很高。有的同志大胆浪漫,骑自行车,超越洋车(人力车),在两车相错的一刹那,把传单扔在坐车人身上,然后加速蹬车前行或拐弯骑进小胡同里。那时刻印传单和学习材料分几个地方,马鹤琴家是一处,荣国凯家也是一处,他们都是民联成员,家住的都是独门独院,比较方便隐蔽。马鹤琴的父亲是北京市最著名的中学数学教员,四中为主,另有几处学校也请他兼课,他不仅数学讲得好,还擅长油画,据说还曾在艺专兼课。他思想进步,对北平解放,欢欣鼓舞,所以1949年学校举行“五·二二事件”纪念活动时,他撰写了一副对联,赵世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如今还记得十分清楚:上联是“想前年豺虎肆淫威,斧钺森严。校友数十人齐遭迫害”,下联是“看今天妖魔敛凶迹,弦歌振作,同学千余个共庆生”。他那时的政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荣国凯家住养蜂夹道,靠近北海,一次我们熬通宵刻写蜡版,第二天天亮后却猛然发现院子几面房上站着很多国民党兵,有的还手持步枪。我们大吃一惊,顺手拉上了窗帘,以为活动被发现,遭敌人包围。后来听他们大喊大叫。原来是为了保护空投下来的粮食和其他给养(北海公园空阔,目标鲜明,当时已关闭没有游人,应是他们空投点)。怕散落到附近老百姓家,被老百姓得到,才登高上房,实行监视检查。原是一场虚惊。

  三、围城期间得到上级党组织通知,要我和数学老师王道先同志共同代表地下党去见校长田植萍,向他正式发出通知和警告。我和王老师并不熟识。他教初中数学,我在高中读书,没机会遇到一起,这次统一行动也是党的不同渠道发出的指令,我们在学校二门口会合后,一同到校长办公室见田植萍。那时的校长室现已拆除了,原来学校大门进来后还有个二门,二门南北两侧都有一排房子,校长办公室就占了南侧那排房子的最南端两间。田植萍接到组织通知后,早已在办公室等候,见面时他神情紧张,大概不曾想到四中还藏着这么两名共产党,我们正式通知并警告他在此过渡时期,必须承担起保护学校财产的全部责任,绝不允许搞任何阴谋破坏活动。他连连点头称是。田植萍虽是个学校校长,却带有国民党官僚的气息(他是市党部委员,国大代表),平日矜持高傲,此刻却显得十分顺从服贴。事情进行得紧张严肃,如同电影、电视剧中的一幕,所以沉淀在我的记忆里,至今难忘。

  虽然向田植萍提出了保护校产的要求,但很显然他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面向群众,作更扎实地安排。因此随即召开了师生返校大会。那对学校因围城早巳停课,而且驻扎了国民党的炮兵。本市师生都已回家,住校同学则被集中到师大附中的冬令营、(在冬令营里,国民党诱骗青年学生参加“青年自救先锋队”为他们守城时作炮灰。民联同志们到冬令营做同学们的工作,揭露反动派阴谋,同学们也早有警惕,没人上当。)开会那天,师生来校的人数不少,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家关心时局,也关心学校,正想通过这个会,知道一些新消息。组织上安排我出面讲话,谈当前形势,动员大家在过渡时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组织起来保护学校财产。就在大会现场,确定了各班级负责人,正式组成了护校组织。我们借着开会的机会,写了不少标语,制作了墙报,画了漫画,张贴在校门口两旁,一是为开会创造气氛,另一方面也是向市民进行迎接解放宣传。会开完以后,隔壁燕冀女中同学前来祝贺,共庆解放,大家唱歌、扭秧歌,情绪高昂,未能尽兴,又共同奔向光华女中,三校一起联欢。这次联欢,四中同学首次毫无拘束地表达了对祖国获得新生,人民获得解放的热烈的感情。告别的是整整一个旧时代,开辟的是一个前景光明的新纪元!

  那一天还有个小小的插曲,同学们画了一幅漫画。内容是威猛的解放军战士用刺刀斩断了一条毒蛇,毒蛇指的自然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知是背后有人挑唆还是士兵们受毒化教育太深,一时思想转不过弯子,他们竟然揪住贴漫画的同学(赵国基、党员,陈义铮、民联成员)追问漫画作者,同志们不肯告诉,又问赵、陈二人本人的名字,陈义铮回答:我叫陈诚,(曾任国民党参谋总长,蒋介石心腹),弄得国民党兵啼笑皆非,但也奈何他们不得,国民党兵又把我围堵在校长办公室不让出来,此时教师们已找到驻军头头。头头们知道已签和平协议,知道自己理亏,告诫士兵不得胡闹纠缠,事情才算了结。一段小插曲,但多少也反映了新旧交替时的形势特点。

  1949年2月3日,解放大军举行了正式入城式,进驻了这座古城。

  1949年3月15日,军管小组正式接管了四中。

  在这期间,四中同学们每天都象过节一样,喜悦、兴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全身心地投入各种社会活动中,在实践中认识把握这个全新的社会。他们在一番大振荡中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表现了一种“朝闻通,夕死可矣”的对真理的真诚态度;一种蓄积已久,像火山集中喷发一样的炽热感情;一种在长久的勤奋学习中历练出来的扎实沉稳作风;一种在做任何事情中都能显露出来的反对平庸、力求精好的创造精神。总之,变得更成熟,更开朗,更富有朝气,在各种活动中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也做出了好的成绩。许多会议和社会活动场合,它和师大女附中,经常作为中学界代表,发出自己的声音,汇报自己的工作。四中在新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聂老向我们谈起建国前后毕业的几届校友,有很多人能够由一名普通学生成长为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代专家学者或党政领导干部,实得益于在四中受到的锻炼与培养。自己能够投身革命,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为社会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就是在四中定的型。

  虽然聂老讲述这些事情时一如平常,语调平缓淡然,但深邃目光里闪烁的火花,使我们感受到这位古稀老人在他还不满20岁的时候,为共和国诞生而奋斗的激情和勃勃英姿。当年的如火岁月令今日的年轻人神往,而平凡动人的经历更增加了我们对老人的仰慕之情。

  在和聂老的谈话中,我们知道聂老从小就特别喜爱读书。而且兴趣广泛。从作为图书馆职员的父亲那里,从一些藏书丰富的同学家里,从育英图书馆里,从旧书摊上他可以找到、读到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书籍。

  读书做学问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爱好与向往。然而“一切听从党安排”已成为他的人生准则。1949年上高三时,没等到毕业,他就被提前留校二作,担任党支部副书记。1954年调到市教育局。1956年他获得了一个报考大学的机会,并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但两年之后他又一次提前留校工作,还没毕业就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这当然表现出不计个人得失,以工作为重的思想觉悟,但同时不是也说用了他的学识、修养、素质所达到的高度吗。

  在以后的岁月里,聂大江跟随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曾任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与马寅初共事)到了兰州,在兰州大学工作了24年,在甘肃省委工作3年,1986年调回北京,先后在广电部和中宣部任副部长,1993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工作,直到2005年离休。

  虽然几十年夫,一直忙于党政工作,但在和刘铁岭会长的交谈中,聂老坦言自己感到庆幸的是所做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文化教育领域。尤其是在人大常委会的10年,工作范围和性质使得他能够“看自己爱看的书,作自己爱做的事”,这让他觉得轻松、惬意。

  言语间,聂老的神态、声调使人自然而然地觉得,这个76岁的老人依然不失自己的书生本色。

  聂老和刘铁岭会长不仅是同一时代的老校友,也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见面后,母校四中就成为两位老人谈不完的话题。

  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聂老将育英中学与四中做了个比较:“与四中相比,当时的育英中学也很有自己特色。”

  育英中学大体属于美国模式,注重个性发展,设选修课,比其他学校更重视外语、音乐、体育、美术课的教学,课外活动十分活跃。由于外国教会资助,学校的教学条件也很好,尤其是图书馆,在当时北京的各所中学中应是一流。藏书丰富,这对于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开阔知识眼界大有好处。只是培养出的学生两极分化,原因是其中有些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影响学校的校风。而四中由于从建校起就是公立学校,学生学习刻苦,作风朴实,教师水平高,教学主导作用强,要求严格划一,学生水平齐整,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能成才。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的学校各有优长与不足。四中在解放后教师骨干基本没有动,强调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做到了与时俱进。

  “百尺竿头需进步”,四中传统的教学理念需要我们去丰富和发展,而在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聂老的这些看法,值得我们深思。

久文(62届初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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