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材必有用
——记自强不息的钱元凯校友
 

  钱元凯于1955年至1958年在北京四中读高中时,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且在思想品德、体育锻练、课外科技活动等方面均表现突出。为此,他被同学们誉为“明星级”的学生。

  钱元凯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的独子。而时任清华大学教务主任的钱先生在1957年成了中央点名的大右派之一,因此,尽管钱元凯在高考中取得了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却依旧名落孙山。

  面对打击,意志薄弱者或许会垂头丧气,从此随波逐流不思进取。而钱元凯则不然。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心态健康,自信心很强的青年。他固然也感到失望、痛苦、委屈、不平,但他没有让这些情绪长久地左右自己。他并不认为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才能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他坚信只要心存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自己都能干出成绩。

  从壮工到工程师

  1958年9月,钱元凯服从组织分配来到首钢。报到、查体这天,钱元凯和一起分到首钢的同伴在厂区走了一圈。艰苦的作业环境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令不少人望而生畏,结果被首钢招来的140人中竟有近半数不辞而别。

 
 


  钱元凯没有走,他在首钢当了一名壮工。他每天干的都是清理、搬运焦炭等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整个人成了一个“小泥鬼”。收工后还有大会小会等数不清的思想改造活动在等着他。当时他们这批“出身不好”的落榜学生是工厂重点监管改造的对象,生活、工作、一言一行都有专人监督。钱元凯自幼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无疑对他是一个考验。面对考验,钱元凯毫无退缩之意。他以一种坦然的心境直面现实。他干活非常卖力气,实心实意地在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两年后,钱元凯因劳动表现出色,被分配到首钢机械厂当了一名车工。分给他使用的是一台老掉牙的车床。作为大右派的儿子,厂里的先进设备是摸都不让他摸的。钱元凯依旧坦然地面对现实。能够从事技术工种,他已感到很不容易了。钱元凯心灵手巧又有文化,不用师傅就能独挡一面。仅两个月,他就帮师傅创了一个“千台时”纪录(两个月完成了1000个台时的任务)。师傅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徒弟而乐开了花。除车工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掌握了铣、刨、钳等诸多工种的技术,很快就成了一名优秀的技工和技术革新能手。1966年,钱元凯“以工代干”,被调到技术科从事工装设计工作。冶金系统的工装设计是一项令人头疼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技术要求复杂,不能用常规的工艺,还在于设计人员若缺乏实际操作体验,设计出的东西工人不买账,常常会为此引发矛盾。钱元凯来自生产一线,且已自学了大学理工科的课程,因此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他先后设计了工装500余套,其中重大工装(重量超过1吨,零件超过100个)50余套,解决了许多生产中的关键难题,且深受直接使用者的好评。尽管由于没有大学文凭,他一直评不上职称,身份一直是“以工代干”,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工作中屡创佳绩。

  “文革”后钱元凯的境遇出现了转机。1980年他考取了首钢业大(大专)和北京钢院函授部(大本)两个文凭,1981年被评为助理工程师,1982年又破格普升为工程师,并先后获得了冶金部的科技成果奖和首钢重大科研成果奖。从壮工到硕果累累的工程技术人员,钱元凯的路颇不平坦。

  从兴趣演化为事业

  钱元凯家里有一台相机,他从小就喜照像。“文革”期间首钢经常要举办大型展览,但厂里会照相的人屈指可数,于是钱元凯就承担起拍照的任务。当时照相机在国内属稀缺的奢侈品,且国产相机在性能、质量上往往不能满足摄影需要。于是钱元凯决定自己动手制造相机。他既有理科知识、工科知识、工艺知识,又有活跃的创意和很强的动手能力,于是一发而不可收。除了镜头外,各式的相机、闪光灯、三角架、放大机、测光表等等他做了个遍。他越干越觉得有意思,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是大有可为的。他对国内照相机厂的许多产品进行过测试,发现存在的问题缺欠比比皆是。他也对国内的照相机厂做了大概的了解,发现全国从事相机设计的专家没超过100人,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没系统地学过照相机,自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工艺上都占优势,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非常喜欢这项工作。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主动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离开首钢,到摄影界去干一番事业。

  1982年,经过一番周折,钱元凯来到了北京照相机总厂,成为一名职业相机设计师。在新的岗位上,他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一开始他设计出的东西也有人挑毛病,认为没法照图加工。钱元凯不急不恼。他说,你们在一边看着,我来干。他三下五除二把活干完,令工艺人员和一线工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再也没找过他麻烦。他在照相机总厂刚工作了两年多,就获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这在该厂可算绝无仅有,至此钱元凯愈发确信:自己的路选对了。

  钱元凯在照相机总厂期间,其主持设计的相机曾获得过全国照相机评比自动相机组一等奖、全国20省市照相机群众评议第一名、北京优质产品奖、北京市技术标准双采(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三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殊荣。他还设计研制了众多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照相机基础部件、摄影器材、专用仪器,编制了大量CAD软件,并参加了9项国家照相机标准的编审工作。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他在业内名声鹊起。他曾承接过社会上许多单位的高难度业务,并赢得良好口碑。

  1994年,钱元凯离开了照相机总厂,就任外商独资企业普斯特公司(后更名为新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在新的企业运行机制下,钱元凯的智慧和才学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开发出国内第一套拥有自主产权的光栅型立体照片合成设备及相应的工艺、工装、仪器,并获得5项国家专利。而在国外开发出这样一套系统,至少需要4、5年时间。

  经过不懈的努力,钱元凯在摄影技术、摄影机械、器材测试等方面已成为我国摄影界无可争议的专家。他被聘为“中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还被聘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中艺影像学校客座教授及纽约摄影学院中国分院技术顾问,担任了《大众摄影》、《摄影与摄像》、《中国摄影》、《数码摄影》等杂志的编委,并参加了《摄影大词典》、《数据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摄影篇的编写工作。他还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讲义、专著,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种层次的讲座、培训班,为我国的摄影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被授予我国摄影界有突出贡献的摄影家称号。

  坚持自学与时俱进

  钱元凯高考落榜后,钱伟长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令钱元凯终生奋斗、受益终生。

  初进首钢当壮工时,钱元凯就开始自学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的课程。首钢图书馆晚上10点闭馆,钱元凯回到宿舍继续学。当时他住的是有几十人的大工棚,环境极为嘈杂。他把自己的铺位安置在一个角落里,自己拉了一个25瓦的小灯泡,旁若无人地沉浸在课本中。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每天基本上是6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以顽强的毅力保持着与大学正规教学同样的进度,最终用两年半的时间自学完莫斯科大学三年的课程。有了这个基础,“文革”后他在业大拿文凭简直是易如反掌。1981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工交系统自学成才标兵。

  当他迷上了摄影时,又开始在新的领域里勤奋自学。当时国内有关的教材、资料甚少,为了直接阅读日本的资料,他又自学了日语,并一步步全面扎实地掌握了光学仪器的系统知识,逐渐成为我国摄影界集光机电学科一体化的难得人才。进入21世纪后,数字影像在我国掀起热潮,传统摄影人面临着一次知识与器材的更新换代。钱元凯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趋势,及时置办了数码相机、扫描仪、打印机等全套系统,并进行了大量有关数字影像的学习研究和基础试验。当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提出应开设数码课时,学院里竟找不出胜任的授课教师。于是钱元凯责无旁贷,成为国内首批在大学摄影专业编写数字影像教材并讲授相应课程的教师。

  从1958年参加工作至今,自强不息的钱元凯每年都要自学二到三门学科。他认为只有坚持自学才能与时俱进,才能避免在事业上陷于平庸。在漫长的自学之路上,他深感当年四中刘老、张老等名师的启发式教学让自己受益匪浅,自己的自学能力正是在四中学习期间开始形成的。他认为自学能力是使人能够具有较强生活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他的另一个深刻感悟是:学习必须要与实践结合。他目睹了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实现中屡遭碰壁的事例。而他在生产一线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学到了许多在正规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从而在工作中少走了许多弯路。知识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发展于实践,是他在自学中一直坚持的理念。“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在逆境中从不低头,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保持着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钱元凯的人生之路令人感动。

闫世宁(65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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