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革命的革命“毕昇”
向学禹(56届初中校友)
  编者按:万启盈学长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在延安入党,1997年获第五届全国印刷业最高荣誉“毕”奖,今年已经90岁了。四中校友会上海分会自1985年成立至今,每年的聚会万老几乎从不缺席。年前,我们登门拜访万老,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坦诚磊落的性格,正直不阿的精神,传奇的革命经历,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经过我们几人的回忆整理,写成这篇短文,呈现给校友们。

  万老1920年出生在直隶省丰润县,家门口有“进士及第”的匾额,他祖父是举人,性格刚直,因不满晚清官场的腐败,不愿从仕,闲赋在家,以诗书自娱、教子为生。他父亲是直隶警官学堂出身,曾任安徽怀远县县长,为人正派耿直,不愿做军阀爪牙。吴佩孚曾让他父亲去抓吴的一个仇人,并将其除掉,他父亲不干这种灭良心的事,回到官邸后,没有跟任何人讲,把自己的大印往桌子上一放,抱着两盆花就回家了。父亲弃官还乡这件事给年幼的万老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5岁时,万老的父亲到黑龙江省警察厅工作,他随父到齐齐哈尔市,进黑龙江省立一小就读。受家庭影响,他自小喜欢读书,学校里有个条件不错的图书馆,里面的藏书,万老几乎全部看过。

  1929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和苏俄打了一仗,中国战败,军队伤亡很重,东北军民在龙江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小学生也参加了,这件事对万老刺激很大。两年后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沈阳;到1932年3月日本军国主义不但侵占了几乎整个东北,而且还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期间大量的东北同胞不愿做亡国奴,纷纷离开故乡流亡到关内,他们一家也到了北平。万老的民族意识就是从那个时候萌发的。

  到北平后在他姐姐的安排下报考了四中,并如愿以偿地在12岁那年走进了“半如乡村半如城”的四中校园。

  当时社会上“北平市市立第四中学”的声誉非常高,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是北大毕业或者是留学英、美、德、日的,每年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能考进清华和北大。

  万老因为在东北没有学过英语,所以对四中教英文的孙先生印象较深,当时老师们教书都非常认真,对学生也都非常严肃。他每节课都认认真真记笔记,从不旁骛,学习非常刻苦,一个学期下来,各门功课优秀,得到减免一半学费的奖励(当时规定全年级第一名学费全免,二、三名减半)。

  万老在四中还参加了童子军,除了周会,还认真操练、参加学习救护等活动。学校里挂孙中山的像,《总理遗嘱》和《建国方略》等,他都能背诵下来。他从小喜欢唱歌,如“打倒列强”、“苏武牧羊”等,尤其是30年代的四中校歌,至今仍能一字不差的唱出来:“半如乡村半如城,花木苍翠四时荣,巍然吾学黉。融融兮师生,浩浩兮前程,朝夕相处共奔竞,熙然会群英,爱如家庭亲,校誉日以升。劝尔勤学业,勿负此嘉名,良辰美景流若星,一逝难再营,读书即革命,前哲是先声。”着实令我们惊叹不已。

  1933年3月,万老的姐夫对他讲,现在《世界日报》的社长成舍我办了一所“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不用交学费,边上课边在报馆实习,专门培养无冕之王的,问他想不想去。因为无冕之王的诱惑和吸引力很大,他就去应试,结果被录取了,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四中校园。“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这所学校非常特别,不但没有教材也没有讲义,上课不点名也从不考试,是完全与社会、时政、新闻工作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校长成舍我不但亲自上课,而且任何老师有事请假都能代为上课,古今中外、社会自然,无所不通,知识非常渊博,深受学生敬仰,尤其是反复强调新闻工作者做人要正直、要讲真话,新闻报道要公允、客观、详实,还教学生如何修身、如何采访和编辑等等。

  编辑采访课老师是吴范寰,他的课深入浅出,讲时事、政府机构、政治事件,分析当天重要新闻以及如何编辑采访等,最受同学欢迎。

  社会课老师是张友渔,当时学生都知道这个人是从阎锡山大牢里出来的共产党,《世界日报》的主笔,课堂上既讲第一、第二国际,还讲第三国际。

  教英文的是北大毕业的孙传文,上课就讲当时的英文报《中国呼声》、《时事日报》等,报上面没有“共匪”,只有共产党、红军的字样。

  专业课老师是张孟吟工程师,讲印刷史、印刷技术和器材等,很多课都是去印刷工厂现场边教边实习的。

  万老每节课都会记下大量的笔记,回去后加以整理和进行练习,再加上社会实践,所以这四年不但使万老真正走进了社会这个大课堂,也让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北平新专”位于石驸马大街,对面就是“师大文学院”,学校里经常有大学生来,万老认识了一些大学生,其中有地下党。因为当时凡是进步的青年都在讲抗日,他又是从东北来的,很有共鸣。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掀起了万人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师大和新专的学生都有参加,万老在大学生朋友的引导下也置身其中。

  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成立,万老是首批成员,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受地下党领导、学联直接负责的。“民先”有一个刊物《我们的生活》,是宣传抗日的,在《东方快报》的印刷厂印刷,万老的任务就是排版后的校对工作和出版后的发行工作。因为他当时只有16岁,像个中学生,不会引起当局“侦缉队”的注意,所以每期印好后,他就骑着旧自行车将其送到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分发。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万老此时又接到“华北各救”(全称是“华北各界救国会”)的《华北青年》杂志的印刷任务,参加排版、拼版和印刷的工作。“华北各救”负责人每次开会的通知都由他送,为了安全起见不能邮寄,每次只能送一、二封,规定必须交给本人,除此以外,还经常给社会名人传递信件,其中有张申府、许德珩等,实际上他担当了地下交通的工作,从未发生意外。

  国民党特务也很精明,当看到《华北青年》后就认定是共产党搞的,根据印刷的字体,查到是在哪家印刷厂印的,所以当万老拿到第二期《华北青年》的版样准备回三原会馆时被捕了,关在铁狮子胡同的大牢里,还戴上了死铐。经他父亲托人找关系,北平学联也尽力营救,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中日正式开战,这年7月27日他终被取保释放,当时万老17岁。

  虽然全面抗战开始了,但是国民政府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所以1937年8月北平、天津接连沦陷,11月上海、南京也相继失守,爱国的青年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万老此时也和大家一样,满腔热血,而延安就是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向往的真正抗日的地方,所以在北平沦陷前三天,他就匆匆离开了北平奔赴延安。

  万老先经天津、烟台、青岛到了济南。在济南的同学会里碰到了来自东大和左联的一批人,经过商议决定成立“平津学生剧团”,边赶路边宣传抗日和演活报剧。到了风凌渡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早几天到的由王震之带队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也有10来个人,其中有欧阳山尊和贺绿汀等,当时贺绿汀刚写完《游击队员之歌》,是四声部的大合唱。因为两个剧团同住一个院子,就将两个团合在一起成立了“救亡抗日演剧队第一队”,这样20多人就可以排练了,所以万老是首批演唱这支著名抗日歌曲的人之一。他们还在一起排演了欧阳山尊编写的话剧《八百壮士》,他负责搭建布景和制造音响效果等剧务工作,在临汾、西安演出了三四个月。

  到了延安后,他们演出队的人有的去了“鲁艺”,有的去了“抗大”,万老本想去“抗大”,但是组织上知道他是“北平新专”毕业的,会印刷排版,就让他到党报印刷厂报到。

  当时延安各单位正忙着准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印刷厂党组织就让万老做俱乐部主任,经常组织歌咏、晚会,他是工厂里的“孩子头”和中心人物,青年们很崇敬他。他负责排演柯仲平写的《风火船》时,就跑到鲁艺借了许多道具和服装,演出效果非常好,后来有一次演出时毛主席来了,当时也没有凳子,就用砖头支着一块长木板,主席就坐在上面看演出,还讲了话。1938年10月万老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印刷厂的工会主席。

  1940年初组织上派万老到警备区(绥德榆林)新办一个印刷厂(西北抗战印刷厂)并任厂长兼支部书记,因为人手不够,所以从刻字、排版到印刷几乎样样都干,印的是《抗战报》。当时359旅就在附近驻防,王震、王恩茂和负责宣传的郭小川等人经常到印刷厂来,他有空也经常到359旅去,大家都非常熟悉,关系很好。

  两年后万老又调回延安的中央印刷厂,出版《解放时报》,博古每期都亲自来审阅头版签好字,其余各版由主编艾思奇签字后一并付印,后来此工作由陆定一接任。万老负责拼版、改样等工作,并担任厂工会主席和支部委员。1946年万老接任中央印刷厂厂长工作。

  1947年初胡宗南指挥20万军队围攻陕北,上级通知印刷厂撤离。万老指挥大家连夜拆机用骡马驮走,一些物资移交给新四旅,剩下的全埋在了地下,上面种上庄稼做掩护。随同党中央转战瓦窑堡、沙根堡、杨家园、绥德、吴起县等地,一直和中央一起坚守在陕北。到1947年7月,仅仅过了四个月,就胜利地返回革命圣地延安,恢复了印刷厂的工作。

  此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5月中央移至西柏坡,万老当时是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新华通讯总社行政秘书兼行政处办公室主任,仍管理两处印刷厂的工作。不久三大战役打响了,在1949年2月他就随解放大军迎着胜利的曙光,以军代表的身份回到了离别12年的北平。

  不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万老这个时期先后担任过北平、南京、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处长,1952年改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1954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下达了由周恩来签署的对万启盈同志的任命书:“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1953年万老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印刷专业的学校———上海印刷学校(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兼任校长。他一贯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保持着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意气风发的革命精神。他住在近郊的一个印刷厂内紧靠楼梯的小房子,条件很差。妻子(二医大)和女儿住在五角场一间兵营式的小房子里。每次分房时,他总是让给别人,从未利用职权谋取过个人的私利,所以深受干部和工人们的称赞。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样一位老革命,却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在1957年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由于在有关的会上他说了与某些领导不同观点的话,从而招来大祸,受到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下放车间劳动的处理。

  到了疯狂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工资被停发,只给生活费。在批判会上挨斗,成了家常便饭,有时要斗一个晚上,白天还要骑着大板车到各处送货。口袋里经常只有一两毛钱,有时甚至吃饭都没有粮票,因为他女儿那时候在农村插队,劳动一天只有8分钱,所以要尽量省点钱和粮票接济女儿。就在那样的困境中,万老依然不失革命者的本色,利用一次偶然的机会,修好了一台照排机,配上字模版,成功开创了“照排胶印”工艺。

  1976年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终于结束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在党内外各个领域展开,1979年万老回到上海出版局任副局长。

  作为印刷业界元老,在上世纪80年代,万老先后被推举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和上海印刷技术协会的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监事委员会和上海市出版局的顾问。

  离休以后,万老仍保持着革命知识分子和优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了中文铸排机、照相排字机、印刷字体、汉字编码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在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工作中,倾注大量心血,发挥了独特作用。20多年来亲自撰写的文稿逾百万字,直到今天他仍在主持修订“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

  为此,1997年万老荣获第四届全国印刷业最高荣誉“毕奖”,被誉为我国现代印刷工业组织奠基者之一。

  虽然年事已高,万老还是常常受邀出席国际会议,第三届世界印刷大会在香港召开,港方负责人见到他就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在国内更是被各省请去讲课,也因此见到许多他当年创办的上海印刷学校毕业的学生,均受到隆重的接待。看到自己桃李满天下,看到祖国的印刷事业正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使万老十分欣慰。

  现在万老和老伴住在上海市区的一套公寓里,除了听力以外其他身体状况都很好,他讲:“我是乐观派,既喜欢活动,又喜静坐研究学问。”

  在我们采访离去向万老告别时,再三祝福万老好好保重身体,愿他健康长寿、家庭幸福。他说:“平反后当即补交了20年的党费,但没有向组织要求补发工资。女儿在农村入的党,后来外孙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她们现在一家生活工作都很好。”。

  万老坚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富强,坚信我们的人民会越来越幸福,和谐社会必将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这就是一位可敬的有7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位我们“四中人”引以为荣的老学长———万启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