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敛财 为民兴利
记65届校友许善达
税收,无论对企业还是个人都是热门话题。前不久,有机会见到我校65届校友许善达,听他对中国税收问题的一番介绍,让自己对税收有了许多新的了解。

  许善达从当前的一些经济热点谈起,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经济结构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三十年中税收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也不算过分。

  他说,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促使我国的税制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他回顾说,1994年以前,我国的财政状况出现了严重问题:一方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中央国库空虚,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受到极大削弱。苏联解体的警示作用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财税制度改革问题。1994年,我国实施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税制和在此基础上的财政分税制。许善达介绍说,当时他作为一名司级干部,是税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者之一。在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领导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同志一道,把每
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他在英国取得财政学硕士过程中所了解的发达国家税制的理论和实践)全部投入到这项改革中。人们说这项改革意义十分重大意味着如果成功则国家受益、人民受益;人们说这项改革风险也非常之大意味着如果失败则后果不堪设想。今天,经历了十五年的实践完全可以证明:这次财税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说是超过预期的成功也不过分。我国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良好的政治经济局面,可以肯定地说有1994年财税改革的贡献。许善达对我们说,一个人一生碰不上几件大事。作为一个税务人员,能参与1994年税制改革也算是碰上一个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较大贡献的机遇。虽然他并没有讲很多他自己的故事,但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欣慰之情。最后,他强调说,当然,就目前现状来说,我国税制仍处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而简明的税收制度的建立,还有待时日,尚需通过我们的努力,加速这一进程。

  许善达长期从事宏观经济、财政、税收、金融理论研究,在中国的财经官员中,和许多人一样,被人称为学者型官员之一。他除了完成税务行政领导工作外,还完成了多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国基层的了解。

  曾在国家级重点贫困县,黑龙江延寿县工作生活了10年的许善达,对农村十分熟悉。1970年他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正赶上那个“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年代,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这个地处北疆的偏远县城。

  到这里之后不久,就赶上因备战需要,国家给延寿县下达了制作碳膜和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任务。他和同时分配到这个县城的十多位专业与此相关的大学生一道在延寿县简陋的电子元件厂里奋战,最后制作出电气性能符合国家标准的军工级产品,让这个国家级的农业贫困县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和另一位同学被任命为电子元件厂副厂长,几年以后他又被调到县计委工作。他笑着告诉我们,县工业局是科级,隶属于工业局的工厂是股级,他所担任的副厂长是副股级,调到计委时,组织部谈话还明确“副股级待遇不变”。

  延寿县是个农业县,计委工作离不开下乡,他在计委工作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乡下。当时,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十分辛苦而收入却难以养家,许多农户连口粮都不够,甚至拖欠生产队债务。他们向往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上吃穿无忧的日子。这些让许善达感触很深。这其间,他曾借住在县新华书店楼上,每天晚上,在为书店守夜值班的同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有关经济领域的原著。马克思的《资本论》(包括若干份手稿),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著作,《论粮食税》、《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读的,还写下不少的笔记。他回忆说,当时深感学大寨也好,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建设也好,派干部下乡整风等等,都解决不了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的根本问题。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产品的低廉价格,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他1980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农业经济硕士学位之前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有关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的。他说,人们谈到农村的进步,一般都归功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当然对,但不少人忽视了当年在推行责任制的同时,国家决定进口一批粮食,减少征购数量,同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两项决策。实际上,责任制只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项制度性改革,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减少征购数量,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仍然维持十几年低价格多数量的征购制度,仅仅靠承包制也是解决不了农村问题的。他略有些沉重地说,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关键问题,现在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太不够了。

  许善达给我们讲了一个有关农业税改革的故事。从1953年开始,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农民作出的贡献达数千亿元,远远超出了自身的能力。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步入工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阶段,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而农村却依然面临生产效益低、农民收入少等问题,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由于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一些基层还有一些搭农业税车的收费项目。有时在农村个别地区出现因矛盾激化产生的过激事件。1958年颁布实施的农业税条例,显然已经不符合现时实际。若从纳税人所处的生产经营环境、税负能力,以及税负平衡等方面来看,农业税对作为纳税人主体的农民显然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在分税制以后,作为乡镇财政主要收入的农业税,其比重也逐年下降,基本失去了调节农村居民收入、配置农村生产资源的功能,不仅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严重脱节,而且与现行的整个税收体制不相一致。虽然农业税在历史上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正像胡锦涛主席所说,现在中国已经从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时期转变为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期了。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废除农业税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思想观念的转变决非易事,加之我国幅员广大,废除农业税实际困难不小,思想阻力也大。降低农业税率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于是否全面废除农业税当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全面废除;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农民交纳皇粮国税的传统和农村基层政权(干部)对农民实施有效控制而言,必须保留2%的农业税。许善达当时是坚决主张废除农业税的,但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了解几亿农民的呼声和各级政府的意愿,于是,在对废除农业税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许善达提出一项建议: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在国家统一降低农业税率两个百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率,他建议不限定降低幅度,让各地方自行根据本地财力决定。无论主张废除农业税的同志还是坚持保留2%农业税的同志都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实施了。这条规定就为许多地方政府执行零税率(相当于免除农业税,但地方政府名义上不能取消一个税种)预留了政策空间。就这样,文件下发以后,有了国务院授权,北京率先将农业税率降为零,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和武汉、成都一大批城市相继效仿,没用几年的时间,只有很少几个地方还征收着数量不多的农业税。全体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废除农业税的强烈意愿得以充分表达。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废除农业税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一致拥护,中国有着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由国务院总理在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告废除。回忆往事,许善达所提出的这条看似简单的政策建议,实际上体现出了他的一点政治智慧,更包含着他对农民困苦的感同身受。

  国家决定废除农业税对缩小城乡差别的意义无疑是很大的,这让参与废除农业税政策制定的许善达很高兴,因为他一向认为正在逐步加大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为此做了大量深层次的研究工作。他对我们说,虽然农业税废除了,但“三农”问题并未彻底完全解决。比如,在农产品价格问题上———他还是强调农产品价格———他提出,与其发放农业生产补贴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不如提高农产品价格而补贴城市低收入群体。以粮食为例,如果把每斤粮食的收购价提高一毛,将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者直接获益上千亿元,而国家把每年用于粮价补贴的1000多亿,直接用在城镇低收入群体上,对缩小贫富差别,改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效果将会好得多。还可以节省国家财政资源。两种办法看似差别不大,实际上从财政资金运用的效果和效率上来看,后者比前者要好得多、高得多。

  在与我们的交谈中,许善达还讲到目前中国企业盈利的泡沫问题。

  他指出,企业盈利增长是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对中国企业当前盈利水平做出的判断,会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产业政策的调整、资本市场制度的设计等诸多国家大政方针,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此能否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关系重大,不可轻视。

  他认为,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如此之高,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提高。这里面既有制度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有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益提升。这些都是必须予以肯定的。但其中的虚增因素不容忽视。在某些领域,这些虚增因素表现出来的泡沫还很严重。首先是企业社会保障支出过低,将相当大的,应由企业支付的个别成本转化为由国家,或说是由社会民众全体承担的成本,表面上企业增加了自身盈利,实质是在制造泡沫。其次,由于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而使不少企业排污而不治污,将治理污染的成本,和因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都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承担,第三,国家控制的资源价格偏低(比如煤价、水价等),企业这种因低成本而形成的高盈利,都属泡沫范围。此外还有折旧水平偏低、研发费用偏低等诸多因素,都是研究企业盈利水平时不能忽略的问题。

  企业盈利增长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中国股市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前对这个敏感问题的意见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许善达坚持认为,要求这个指标符合客观实际,真实可靠,总是没错的,并且是必须的。离开税务行政岗位以后,许善达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又被选为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据他介绍,中国注册税务师行业有7万人从业,其中2万多注册税务师,2008年业务收入近50亿。作为第四届协会会长,一方面要推动行业发展,这是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方面要加强行业自律,严防违法违规行为,他深感压力。他坦率地说,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对组织上还把这样一个负担很重的工作交给他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从我们和他谈话过程中协会工作人员出出进进谈工作的情况看,这个协会的工作还真是忙忙碌碌的。

  许善达在税务系统工作了20多年,虽然常年担任的是行政领导职务,但其工作内容也多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更由于他对基层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务实”便成为他的工作作风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2006年他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便更多地投入学术工作,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也更为深入。其独到的分析和直言的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来,他受聘担任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兼职教授和特邀研究员。他担任学术委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具有国内一流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论坛以公益性、纯学术性为原则,通过组织年会、举办经济政策讲座、内部研讨会、高层经济理论研讨会、对外交流等学术研究活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献策献力。现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成为中国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它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该论坛成为对中国决策层影响力较大的论坛之一。最近该论坛和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举办了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为中美两国政府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受学术委员会的委托许善达为此对话会的举办做了不少工作。对话会的初步成功使他内心为之感到高兴。

  此外,许善达目前还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这两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参与公司决策,发挥自己经验和知识的作用。

  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许善达感到轻松了许多,说起自己的工作成绩和学术成就,他并不满意自己,总觉得还应做得更好一些。但他对青少年时期,老师们对他的关爱教导,留有深刻记忆,认为自己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得益于此。

  在与我们谈话快结束时,他对我们说:“小时候,和大多数北京城里的孩子一样,我一直认为小学毕业后能考入四中,中学毕业后能考入清华,是自己追求的目标。我考四中那年,马相小学只有两名学生被四中录取,所以很感谢当年的小学老师。四中考上清华的学生不少,但上清华也非易事,没有老师的悉心教导,是上不了清华的。我在清华上的是自动控制系,和许多四中同学一个系。这两次考试结果都是自己引以为豪的事。那时学习很用功,想的是要成为一名自动控制专家,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后来改行学了经济,取得农科院农业经济硕士和英国巴斯大学财政专业硕士两个硕士学位,这却是我在上中学,上大学时所没有想到的。回想自己的学生时代,感触最深的是在那时养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思维方法,这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特别是从初中到高三,每年学校和班级都组织学生下乡劳动,虽然每次时间不长,但这样的活动对于我这样一个中学生了解中国社会来说很有帮助。这些就算是我送给四中在校的师弟师妹们的几句话吧,都是老生常谈,但确实出自我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