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机遇直面人生
——记64届校友岳光溪
  清华大学岳光溪教授是著名的清洁煤技术专家,长期从事循环流化床燃烧,污染控制方面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世界水平的成果。2009年12月2日,经中国工程院公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四中校友中又多了一位院士,这是四中的荣耀,也让校友们感到自豪。但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岳光溪在当选为院士的前一天,去中日医院看病时,被医生告知确诊为直肠癌,要马上手术。

当选为院士的喜悦,能否冲淡身患癌症的烦恼;亦或是身患癌症的痛苦,使得当选为院士的欣喜无存,不是身居其间者,实在无从揣测,只能说,个中酸楚冷暖自知。按照岳光溪自己开玩笑的话就是一不留神,当了个“两院”院士(工程院和医院)。现在让大家放心的是,经过手术和放、化疗等一系列的治疗,半年后,岳光溪已恢复了工作,于是有了我们这次和他见面的机会。

今年元旦过后的一天下午,在清华大学岳光溪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校友。没有初次见面的矜持,也看不到大病初愈的憔悴和疲惫。随和、热情的岳光溪一见如故地向我们问起四中最近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在清华学习、工作的四中校友实在是为数众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彼此落座后,他便说起当年刚入学时对四中的印象,和他是如何从府学胡同小学考入四中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青少年时期留有美好的回忆。”岳光溪对我说:“这当中,与小学告别,迈入中学校门那一刻的情景,应是印象深刻的一页,无论是谁,都不会忘记。但每个人当年当时的心情却又各不相同。”

  岳光溪打开桌上的电脑,给我看了他在《痛苦并快乐着———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PPT文稿里,所写的这样一句话———“1958年,一个幼稚,体弱少年糊里糊涂考进四中。”

  岳光溪在这里说自己是“糊里糊涂考进四中”,实在是恰如其分的道出了这个懵懂少年此刻的切身感受。岳光溪那时家住东城,母亲就在近旁的府学胡同小学任教,父亲在长辛店铁中当老师,让儿子到位于西城的四中去上学,应该是当教师的父母,代他作出的一项选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选择,使得岳光溪得到了在人生的这一阶段所能接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并从此与四中结下不解的情缘。

  从四中毕业后,岳光溪考入清华大学,虽然中间几经坎坷,离开了清华,但几年后得以重返,1981年留校任教,之后赴美进修,回国后不久就被提为副教授,正教授,历经20余年的刻苦钻研,在学术上取得了达到世界水平的成就,成为工程院院士。但说起自己的学历,他却有个与一般人不一样的说法。

  他对我说:“我是1964年考入清华的,只读了两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并没有完成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至于1979年又考回清华,读‘热力学与传热学进修班’,和1987年去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做访问学者,都不是正规的学历教育。所以,严格地讲,自己只是个高中学历而已。但庆幸的是,这个学历是在四中完成的。自己在四中读了6年,6年的时间对一个现在已经65岁的人来讲,不应算长,但对自己一生的影响之大,却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

  接着他又和我一起回忆起四中的老师。他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在我眼里,每一位四中老师都非寻常之辈。教我英语的第一位老师,给傅作义做过翻译,不仅能讲一口标准的伦敦音,教学水平也很高。第二位英语老师曾在板门店任志愿军翻译,讲美式英语,流畅自如,在英语学习上给与学生很大帮助。这两位先生给我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1987年我第一次赴美,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在语言上从没有遇到过困难。以后多次参加海内外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作报告,当会议主席,主持会议等,都很轻松,没有在语言上发生任何问题。这说明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基础教育,确实是至关重要。至于四中的数理化老师,就更不用说了,当年教过我的周长生老师、洪梅芬老师等,年纪并不算大,但在教学上却很有一套。他们注重对基本概念的传授,在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上下功夫,我现在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应该说,全是得益于老师当年的教诲。”对中学时期的同学,岳光溪同样记忆深刻。在自己的简历里,他曾写道:“六年的中学生活,以甘沛等同学为榜样,加强了身体锻炼,身体逐渐强健。以王云凯,朱星河为榜样,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强烈兴趣。认识到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努力才能进入科学大门”。

  他对我说:“回想起在四中上学时,校园里都是男生,简单而且快乐。学习从来不是负担,更没有压力。课余时间很多,除了看自己爱看的文学书籍,就是几个同学挤在一间小屋里解数学难题,其中的乐趣,现在的中学生大概是很难体会得到了。”

  在这一时期,他认为自己所结交的同班同学,包括一些干部子弟,开阔了他的视野,其中,吴棣,刘家骧,王云凯,王品荣等同学更成为终生的好友。

  1964年,岳光溪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动力系。“政治上热情,单纯,坚信马列”的岳光溪,其实“一点也不懂政治”。两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北大、清华首当其冲。从刚开始时对“文革”不感兴趣,思想上趋于保守,到随形势发展,因看不惯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而加入了保守派的行列,进而认识了一批肯独立思考的同学,引发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他和这些同学的言行,理所当然的要引起当时在清华大学掌权的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注意,并为其所不容。在1970年把他定为所谓“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反革命集团成员,属敌我矛盾的“反动学生”,被开除团籍,安置在清华实验电厂劳改,烧锅炉,当了三年上煤工。1973年以“反动学生”的身份,发配到山西吕梁专区的岚县,在离县城还有20里路的一所中学校当教师。

  对于自己的如此遭遇,岳光溪称之为“青年期第一次大冲击”。尽管这样的冲击,压在一个尚未步入社会的年轻学生身上,未免过于严酷,但岳光溪没有被压倒,不肯就此折服,反而促使他起而“与命运抗争”,并走出了“胜利第一步”。

  对于自己在抗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岳光溪没有对我多讲些什么,但对贫穷、落后的岚县,对淳朴、善良的岚县人民,却没有忘怀。尽管这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但每念及此,感激之情,依然溢于言表。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在这远离北京的山区小县里,没有人在意岳光溪“反动学生”的身份,反倒是看中了他的才能,给与他最大的“同情和理解”,从而使他在精神上得以“支撑下来”的缘故吧。

  在这所地处偏远山区的中学校里,岳光溪是一名全能教师,不仅教数学,物理,化学还要教学生体育。在四中那个方形大操场上练就一副好体格和老师教给的锻炼方法,使他成为孩子们的大朋友。而他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大家修理电器,更为人们所称道,以致被领导误以为他是学电机的,不到一年,就把他调到岚县电机厂做技术员。

  到电机厂后,岳光溪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通过自学,通晓了电机学及相关知识,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为电机厂开发了高压电机硬线圈备件产品”,使这个偏僻山沟里的电机厂,当年就成为岚县效益最好的企业。

  受命运驱使,被赶到偏僻农村,是岳光溪的不幸,但因此而“得到了最底层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得以清醒地“认识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农民,什么是自己”,则又是他的幸运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使岳光溪以后的学术研究,从来没有脱离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当今这个社会大环境里,能够克服浮躁心态,踏踏实实做事,取得的学术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一步步走到院士的位置,实属不易。“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是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这句活对岳光溪来讲也是如此。“文革”的结束,使岳光溪的命运出现转机,1978年岳光溪得到“平反”.掀掉压在心头长达8年的重负,岳光溪马上开始了与“命运的第二次抗争———找回丢掉的时间和对专业的感觉”。

  依据清华大学当时对往届毕业生的一项政策,1979年岳光溪又考回清华大学读“热力学与传热学进修班”,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热能系热工学教研组工作。

  回到北京,岳光溪当然高兴,但热工学教研组的工作,却非他之所愿,他称之为这是“为生活离开了工厂和强电专业,回到我讨厌的高校和热能工程专业。与同龄留校同学已有11年差距。”

  问起这其中缘由,岳光溪说:“清华大学的热工学教研组主要是做专业基础研究的,基础研究与工程科研有很大的区别,基础研究是人类为探求大自然而进行的一项活动,只求认识与了解,并不关心其研究结果的可应用性。自己的学历,兴趣特长,显然不适应这样的工作。我在基层企业工作多年,兴趣在工程实践方面,工程科研一般都有明确的应用目的,有时工程科研也问为什么,但那是为了寻求更合理的工程问题解决方案,所以,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从事工业应用研究。”

  为此,岳光溪决心从“自学和接触工业实际两条路作突破口,追赶失掉的11年。”

  岳光溪把这个突破口选择在与自己所学最为接近的清洁煤技术领域,从而开始了在这一研究领域20多年的不解努力和追求。

  不知算不算机缘凑巧,没过多久,锅炉教研组从事流化床研究的张绪教授交给他一个课题。就这样,岳光溪逐渐介入锅炉教研组的工作,1985年正式调入锅炉教研组,跟随张绪教授从事循环流化床研究。

  1987年,岳光溪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了赴美进修的机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进入心目中的学术殿堂。师从世界名师,美国工程院院士-AdelSarofim”。

  岳光溪认为这三年在“美国的经历,打开了学术和人生的眼界”,使他意识到搞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创新精神,不创新是没有前途的。而要想创新就必须对这一领域有非常深入和直接的认识,要踏踏实实地沉下心来,吃透这一领域的所有研究成果。此外,还要随时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敏锐的把握其发展方向,才可能使自己的科研工作有所成就。
  正因如此,岳光溪的科研工作不断取得令同行瞩目的成果。1991年他被提副教授,1993年接任科研组负责人,1994年提正教授,“终于与同届同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对专业的感觉”,并最终在清洁煤技术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沿。

  岳光溪在这里说的“找回了对专业的感觉”,一方面是因为“热能工程表面简单,内在复杂,属于试验科学范畴,正好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他“幸运的赶上了国家工业化阶段,对能源环境的需求,成就了自己能长期深入研究热能工程专业。”

  听岳光溪谈他的科研工作,我始终觉得他非常强调面向应用的科学研究,一定要抓住市场的需求,找到能够长期做下去的研究领域,获得持久的支持,使研究者能够形成完整的认识过程,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样才能在国际上占据领先地位。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向岳光溪校友颁发院士证书

  岳光溪向我介绍说:“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期,基础工业企业的研发力量较弱,所以,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有必要代为承担这些行业的产品开发和研究任务。但从产品研发的复杂性来说,工程问题往往涉及诸多学科,由单独一个研究单位完成有一定困难;从资金投入角度看,研究单位也因拿不到产品研发所必须的大量投入,往往是只出论文,不能发展实用的技术。”

  针对我国目前在社会经济机制和投资体制方面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有人认为“一个成功的工程科研带头人必须具备商业头脑,能看到本领域的长期市场需求,以确定科研方向。同时,他又必须具备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和经验,能够判断创新思想的工程可实现性。最后,他还要具备科学家的敏锐眼光,能够找到解决技术问题的关键。”

  岳光溪的学术研究道路,证实了这一看法,他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科研方向,经过20余年的努力,带领他的科研团队,通过实践-理论研究-实践的反复,在循环流化床领域提出了系列核心观点,构成了我国独立的全面“涵盖了气固两相流、燃烧、炉内传热和污染控制”等方面的循环流化床理论体系。

  依据这一理论体系,针对循环床工程设计的需要,岳光溪和他的科研团队提出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以“定态设计”和循环床“流态图谱”为核心的循环床锅炉流态设计体系。优化出一个性能优异、适合中国条件的循环床锅炉流态设计区域。岳光溪还带领他的科研团队编制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循环床锅炉设计导则》和计算平台———设计软件包,并使之产业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岳光溪的这项成果,获得了2009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与此同时,还实现了中国循环床设计技术首次出口。

  2005年以后,岳光溪开始进入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煤气化研究领域,将燃烧领域的“二次风”概念引入高压纯氧煤气化领域,使气化过程可控,形成“非熔渣-熔渣分级高压纯氧煤气化”专利。达到延长喷嘴寿命,提高碳转化率的目的。

  这个项目在2007年底通过国家发改委验收鉴定,评为世界先进水平。示范鉴定后,承接了煤气化炉联产甲醇、合成氨+尿素、醋酸等项目的技术转让和工程设计。市场证明了该技术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被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评为2009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二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岳光溪在清洁煤技术领域取得的成果,为国内外同行所公认,被选为第二十届国际流化床燃烧会议主席,为我国主持了从“八五”到“十五”国家有关循环流化床技术发展的攻关项目。被科技部任命为“十一五”规划的国家支撑计划项目专家组组长,主持“十一五”规划中,世界最大容量600MW超临界循环床的技术攻关工作。同时兼任国家发改委600MW超临界循环床发电试验工程专家组副组长,主管“十一五”期间的研发与试验工程协调。

  就在岳光溪踌躇满志地带领他的科研团队,继续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时,癌症的来临阻止了他前进的步伐。幸运的是,医院认为病变发现较为及时,处理得当。按照岳光溪告诉我们的话来说“本次到上帝那里报到,但上帝认为我还不够格,取消见面。至于下次,就等上帝有时间再说吧。”

  见证了“秋水共蓝天一色”的美丽,也迎来“疾病与成就同步”的无奈。没有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致,却让我们见到在命运大起大落时,那难得的淡定与从容。

  岳光溪称此为“与命运的第三次抗争”,抗争的结果还是以他的胜利告终。

  面对乐观依旧的岳光溪,我们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问起今后,他说:“教学、科研任务都很重,该干的事不少,那就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更何况,在现代,任何一项科研项目,都需要很多人合作才能完成,如果不把自己融入其中,个人是很渺小的,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告别时,他对我说:“每个人的人生均是经历对时间的积分,其和都是零。若你的经历起伏的振幅大,你要意识到那是你的幸运,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凸现出人生的意义,活得才有味道。”

  张乃久(62届初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