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扬鞭自奋蹄
记一九五六届毕业生张晖先生
 

   提起“张晖”,四中校友们大概不知其是何许人,但五十年代毕业的校友们,想必还会记得张孝先的名字。他从高一起,就被学校选派去作初中班级的辅导员,配合班主任史会仁老师,搞了很多有声有色的班队活动,他任辅导员的班级,被学校命名为“董存瑞”班(初一二班),这个班曾搞过“鹰与雏鸟”、“燃烧吧一二八斑”等很有意义的班队活动,在同学中留有深刻印象,得到了当时温寒江校长的充分肯定。这些活动的序诗、班歌歌词等都出于他的手笔,他还同其他辅导员一起搞过“小五年计划”等少先队活动,一九五六年五月和史会仁老师一起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积极分子。

朝气蓬勃,永不懈怠

    张晖在高中是文理发展较为平衡的学生,三年中,期末各科总评均未出现过三分 (五分制),但文理相比较,他似乎更喜欢理科,因而毕业时便倾向于报考理工科院校。而正在这时,学校领导找到他,对他说:“现在正值建国初期,万隆会议以后,国家要大力开展外交活动,急需精通外语的人才,要挑选一批高中毕业生去受专门培养,属外交部代培。学校

 
 
 

准备推荐你去,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理科成绩一向不错的张晖,这时按照组织决定,报考了北京外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夹在文理中间的外语,本来是他的弱项,却从此成为他一生的专业。

    在北外学了两年英语后,根据组织安排,随即转学到了北京大学的东语系,专攻波斯文,又学习了五年。那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所以在校期间他对自己要求较严,无论是学习还是劳动、社会工作(担任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都很努力,因而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同年级学生中最早的一个。

    毕业那年,由于我国当时尚未与伊朗建交,他被分配到了当时我国对外宣传的“前沿阵地”——外文出版社,搞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及其它政治文献的波斯文翻译出版工作。

    刚到外文出版社时,波斯文组在他到来之前只有一个人。那时是一九六三年,正赶上“反修”高潮,“一评”发表以后,他们便主动请缨,要求将“一评”翻译成波斯文,像其他语种一样,编成小册子出版。社领导对他们说:“反修文章将是一个系列,‘一评’以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有一篇大文章发表,你们只有两个人,这个任务很重啊。”社领导还说:“我们出版社是个政治出版社,要向国外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一点马虎不得。有些语种我们社领导不懂,各个语文组究竟是怎样翻译的,只有你们自己知道,这个责任重大啊!”

    这些话给张晖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更加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

    那时候,组内还没有请外国专家,他们就设法找到了曾教授过他们波斯文的,当时仍在北大任教的波斯专家纳瓦伊老师,帮助改稿。

    因为纳瓦伊老师白天要给学生上课,给他们改稿就得拖到晚上了。他们两人,每天都是晚上七、八点赶往西郊,到纳瓦伊住的友谊宾馆,干到后半夜才离开,走出宾馆已是夜静人稀,公交车早就没了,那位同志用自行车驮着他回城,到家就得是夜里两点左右了,但他们从不因此影响第二天上班。

    到完稿以后,排版印刷时,那就更辛苦了,印刷厂的人都不懂波斯文,开印前得他们先看机样,签字后才能印刷。工人们白天在机器上装版子,他们晚上看机样。印刷厂是三班倒,可他们只有两个人,还不能耽误白天在单位上班,有时就得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了。人手少,任务重,但是他们从没影响过任务的完成。

    以后,波斯文组陆续增添了人员,几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十多人,可工作任务也随之成倍的增加,一九六六年七月成立了“毛选翻译室”, 由张晖担任波斯文组组长,翻译出版了《毛选》一至四卷等一系列合订本、单行本,以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要求,还编译出版了介绍国家基本情况的《中国经济》、《中国文化》,和一些文艺作品、画册等,总量有一百三十余种。

   回想那段时期,张晖说:“那时每天都是在紧张忙碌中度过的,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十几年的时间,好像只是一晃就过去了。那时的思想也很简单,甚至连出差的差旅费,还有加班费什么的都不好意思去领。”

单枪匹马。开辟新路

    一九七九年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际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党的对外宣传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反映在外文出版社里,就是包括波斯文组在内的小语种组的解散,已是大势所趋。此时此刻,张晖清醒地意识到,把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翻译为波斯文,向伊朗等国人民宣传、介绍革命思想,作为历史使命,已经告一段落了。

    不久后,“小语种组”正式宣布解散,大家各奔前程,有些同志改行干了别的。到一九八零年,外文局将原小语种的人员集中在一起成立了外文编译社,当时的局领导号召这些人员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可以搞外翻中,也可以搞研究,搞口译等。这正与张晖当时的想法合拍:既然自己精通波斯文,而翻译和研究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波斯文学,在我国还属空白,那自己为什么不在这方面深入进去,而有所作为呢。

    此话说着容易,实际要干困难可是不小。

    “波斯文学是座宝库,世界上窥探并欲进入者,为数很多,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事实也确实如此,波斯文学的鼎盛时期在中世纪,主要形式是诗歌和散文,要想使翻译作到“信、达,雅”的程度,难度很大,这就使得不少研究者望而却步。此外,由于外文局是个搞中翻外的单位,没有任何可供外翻中的版本,更没有任何可以进行研究的资料,困难实在不小。

    然而,总得给自己拼搏出一条出路来,与其等待观望,不如自己想办法克服。就这样,二年之后,波斯古典文学名著《鲁达基诗集》出版了。

    在这部诗集中,张晖用优美流畅的文字,将一千多年前,萨曼王朝日寸期诗人鲁达基,歌颂美丽大自然的诗情画意,歌颂人类的勇敢行为,鞭挞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完美地介绍给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颂赞体《酒颂》长达一百九十行,依原文风格,一韵到底,实为罕见。这首诗后来被收入与张鸿年等四人合译的《波斯古代诗歌》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奖。

    —九八三年他出任我国住伊朗大使馆文化处—等秘书,工作之余,购买和收集了一些供研究及翻译用的资料,回国后相继翻译出版了《涅扎米诗选》、《波斯古十代抒情诗选》、《欧玛尔·哈亚姆:柔巴依诗集》、《痴醉的恋歌——新译柔巴依诗集》、《卡布斯教诲录》、等波斯古典文学作品。其译诗译文能依据原作风格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受到东方文学研究者的普遍赞扬。此外,还在一些书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译自伊朗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有些还被收入了中、小学课外读物中。

    在这之后,他又以学者身份,曾多次出访伊朗,参加国际间的学术会议。

    除了译著波斯古典名作之外,作为研究学者,他在研究波斯文明的演化进程,其与中国文明的相互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期间,他用波斯文发表了《关于‘列王记’和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创世创人说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涅扎米和中国》、《伊朗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等多篇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有关人士的普遍重视。

    四川三星堆遗址挖掘以后,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让世人惊叹不已,因其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的巨大差异,以致有了认为这是史前文明遗迹,甚至认为这是外星人文化等等无稽之谈。

    张晖经分析研究后,在二OOO年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伊朗学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试解三星堆之谜——中西交流与融合的第一个见证》的论文,将三星堆出土文物与与伊朗同期文物相比较,发现两者


伊朗总统哈塔米向张晖等十名学者授奖
  十分相似,由此认为,三星堆文化应是公元前二OOO年到一OOO年期间,居住在东贝加尔湖一带的原始印度——伊朗人部落大规模迁徙时,有一小支因迷路而进入我国四川后所创造的文化。这个推断为《伊朗学》学者们所重视,作为一家之言,这个看法为今后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此外,他还曾两次为我国穆斯林教徒讲授波斯语和波斯经典著作《花园》(亦可译为《蔷薇园》),并指导学员从波斯原文翻译出版宗教文献及《花园》其书(被译为《真理花园》),在我国穆斯林界得到好评。

    二OOO年伊朗总统哈塔米访华时,他和北大张鸿年教授等人一起,被授予《有突出贡献学者奖》。他参与翻译的十八卷《波斯经典文库》,在江泽民主席访伊朗时赠送给了伊朗总统哈塔米。两国首脑还分别在两套书上签了字,一套留在伊朗,一套带回国内,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内。

夫妻联手,创立新说

    张晖的爱人霍国玲,大家可能不十分熟悉,其实对四中校友来讲,不应算是外人,她是我校已故美术教师霍廷显的女儿,自小就与张晖比邻而居,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结为夫妻后,对彼此的事业互相支持,帮助很大。张辉所翻译的波斯文学作品,霍国玲不仅是第一位读者,有时还亲自动手修饰一些词句。

    一九八O年以后,霍国玲因工作不甚饱满,闲暇时间便找来《红楼梦》阅读。细读之下,因有些问题搞不清楚,便让张晖借些参考书来看。张晖借来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霍国玲将这三百多页的脂批全部抄到《红楼梦》的相应位置上,待抄完后,开始认识到这《红楼

 

梦》一书实有正反两面并从正面小说看到下背面的历中梗概。 从而创立了研究《红楼梦》的新学说——《解梦理论》。霍国玲的《解梦理论》不走前人老路,而是另辟蹊径,从脂砚斋批的八十回本的《石头记》人手,反观《风月宝鉴》,得出了许多不同于他人的结论。在一九八一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曹雪芹生辰年月考》之后,她的弟弟霍纪平亦加入进来,合作写出了十多篇论文,一九八九年出版了《红楼解梦》。在一九九五年《红楼解梦》增订本出版,《解梦理论》的影响日趋扩大,与此同时也引起了“红学”界对这—新出现理论的争论,并且日趋激烈。张晖认为《解梦理论》是《红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毅然从波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转入“红学”研究,从文学理论的开拓和历史考据方面,为《解梦理论》做了大量工作。

    不少“红学”研究中被认为是不可解之谜,如:曹雪芹之生辰、脂砚斋为何人,曹雪芹故居为何处等问题,他们都在书中给与了经反复考证后的答案。“曹雪芹毒杀雍正”之事,在第四集中作了反复论证和验证。此外,在第三集“前言”中全面介绍了“解梦”理论,第四集“前言”说明了小说评论派作为主导学派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五集“前言”则简介了红学界走“解梦”之路的情况。

    到现在为止,他们已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成果,《红楼解梦》出到了第五期,还出了一本编外集。收到了数干封读者来信,几乎一致都认为《解梦理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红学》界有很大影响。

    张晖所写的红学文章都是用的“紫军”这一笔名。当初,他因不满意取自“百善孝为先”之意的“孝先”这个名字,而用了取自“芙蓉国里尽朝晖”之意的“晖”为名,意在提醒自己保持朝气蓬勃,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现在,他用拆字法再用谐音法,合成“紫军”之名,以此警示自己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从对外宣传的“前沿阵地”上撤下来,转向波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继而又转向“红学”研究,取得了如此成绩,使得不少人认为他学识广博,具有学者素质,也有人说他功底深厚,实力不凡。

    张晖自己则是这样认为:“个人所具有的素质,取决于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中学教育对一个人的—生,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人们说四中培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我看这个不—样指的就是,四中的学生永远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首位,不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患得患失。遇到问题向前看,碰到困难则乐观以对,予以克服。我个人的智力平平,能力平平,学习成绩总的来讲也属平平,身体条件更是平平。然而四中的教育使我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思想方法也比较辩证唯物,在四中我得到厂一些带有本质性的素质,或说是能给人以动力的素质。这就使得我的一切弱点,都能得以克服,得以弥补,进而转弱为强。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我没有等待、观望,而是另辟一个领域,依然有了一番作为,也算做到了与时俱进吧。 ”

    去年,张晖在西郊香山东麓,一个名为杰王府的清幽僻静的小村里,建了一套新居,取名“月地云居”。张晖说:“香山这里是潜心‘红学’研究的好地方,曹雪芹晚年就生活在这附近。现在《红楼解梦》的第六集和编外第二集、第三集都已完稿,正等待出版,还有我们辑校的《脂砚斋评批石头记》等等,要做的事很多。当然与此同时,我也不会放弃对波斯文学的关注,二OO二年两次《伊朗学》的国际会议,使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又有新的开展。我还要接着做下去的。我虽说都已六十五、六岁了,但身体不错,精力也还充沛,在这里愿和校友们共勉,一起做到健康长寿。”

    如果有校友去香山游玩,不妨到离公交站不远的杰王府“月地云居”小坐片刻,在这里和张晖夫妇谈谈古波斯,侃侃《红楼梦》,不是很惬意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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