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依然似火 往事并不如烟
——记60届校友张舒勃
我入学四中读初一时,张舒勃已经读高三了,所以对这位学长并无印象。虽说前些日子和他见过一面,但因彼此都不熟悉,只是点点头,算是行个注目礼,没有说过话。这次经刘玉山学长引见,和他对面交谈,也算机缘凑巧。能够一见如故,说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意犹未尽,皆是因为这位学长,襟怀坦荡,童心不泯,在校友会的会议室里,就像50年前的那名高中生面对一个初中生一样,对我直抒胸臆。

  校友之间,没有主题的随意聊天,自然是从学校说起。张舒勃没有让当年的校园生活,尘封心底,更没有让那些陈年往事,随烟飘散,而是将50年前的激情,重新燃起,着实让我感受到了,久违多年的英雄主义心胸,理想主义情怀。

  大概是因为年长我几岁吧,交谈时难免会“瞻前”而“顾后”。不过这个“瞻前顾后”不是左右盼顾,犹豫不决的意思,而是回顾以往,兼论当前。

  所谓“瞻前”,是指只要联系的上,总要扯到时下新闻,而且要发些议论,滔滔不绝的或褒或贬,是非分明;至于“顾后”则是指回忆以往时,必是娓娓道来,温情内含,个中甘苦自尝,决不怨天尤人。

  比如,说起读高中的那几年,每逢礼拜六,就会一路小跑的来到“中苏友协”,听讲座、看电影,从不落空。这里的礼堂常有文学艺术大师来此现场演讲,张舒勃认为,这对培养自己的文学修养,提升自身素质,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在为自己有缘得以亲眼目睹大师风采,亲耳聆听大师教诲,而颇感自傲的同时,也会为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叹息,为吃文化快餐长大的青年一代惋惜不已。

  说起四中的老师,张舒勃也会联系到现在的师生关系。他说上初三时,洪梅芬老师当他们班的班主任,这是个刚从师范毕业的年轻女教师,面对他们这个“乱班”,还真有点管不住。男孩子出格的淘气,踢球打架,满世界疯跑,洪老师不烦不恼,以“特有的温语和笑嫣”,把大家聚拢在自己身边。想起当年洪老师把自己的婚期告诉大家,盛情邀请全班参加。“破费不说,就不怕搅局?”当了一辈子老师的张舒勃,自问没有这个雅量。因而发出“请问如此真挚的师生情谊,现在还有几多?”的感慨。

  升入高中后,黄庆发老师是张舒勃所在的文科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出身北大文科,蹇命不失傲骨”的黄老师,在这些学生眼里,不仅满腹经纶,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更兼风度翩翩,学识人品,无可挑剔。张舒勃在《献给我的“白屋同窗”兄弟》一文中专门写道:“黄老师着中山装,头戴鸭舌帽,足登黑皮鞋,口衔烟斗。平日里,不苟言笑,上课时,口若悬河……俗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寓教于此,我同窗人性格影影绰绰的都与此沾边:玉山一言九鼎的脾气,老三笃定决绝的性格,绍智全不在话下的狂放……。”可见,黄老师在这些学生心目中,已成为他们效仿的榜样,对学生性格成长影响之深刻,不是一般师生关系能与之相比的。

  黄老师自己则以伯乐自居,倾囊相授,一心要把这些“千里马”培养成才。文科班学生虽然在毕业后,人生途中都曾遭受挫折,但不气馁,不退缩,而能有所成就,张舒勃认为这全都是依仗当年黄老师的教诲。

  张舒勃还特别提到,这在当时一切都要“突出政治”,批判“白专道路”的社会大环境下,四中的老师们,能给学生营造这样一个专心读书的氛围,不能不说是这些学生们的幸运。但学校不可能脱离社会,四中的校园也不是一片净土。在文科班召开的一次“消灭个人主义”班会上,张舒勃因中午在游泳池看书,有悖集体主义一致行动的原则而遭批判,被冠以“白专”罪名。幸遇冯立三仗义执言,再加上老师的暗中庇护,得免此难。

  言及于此,张舒勃没有责怪谁的意思,而是反思这种被人为扭曲的思想,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并由此而看到,人格正直与人性善良的一面,感受到了同窗纯真友情给与的温暖。

  更让张舒勃欣慰的是,类似这样的“班会”毕竟是个“孤立事件”,当年的四中师生们为自己营造了这样一个相对理想的环境,留下了终身不忘的美好回忆。文科班就更是如此,学习,考试,对于这些学生,从来就不是什么负担,似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才是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这真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正是有了这样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使得上世纪50年代的英雄主义豪情和理想主义情怀,与共产主义信仰一起,成为张舒勃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并且坚持至今,终身无悔。他在这一时期学到的广博知识和学习方法,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的扎实基础,可说是受用终身。

  只不过这段时间不长,到了临近毕业的时候,日子似乎不那么灿烂了。而且,若是把召开“消灭个人主义”班会这件“孤立事件”,和以后的发展连在一起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说不简单是因为,在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之前,各种传闻不免让人惴惴不安,而在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后,不少学生都如张舒勃所言:“板砖拍顶———傻了”。

  要知道四中这届文科班可都是由文科尖子生组成的,说四中的尖子生就是北京的尖子生,应该没人反对,这些人当中,报考北大者有13人,进入北大者寥寥,没能进入北大,而被“服从分配”到师范学院的就有4名,黄庆发老师的门下高足冯立三就在其中。张舒勃就更惨,考场发挥正常,自我感觉是“大喜”,没承想却被分配到闻所未闻的“华北人民大学”。

  这个大多数学生十分陌生的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三敢(敢想、敢说、敢做)时代”筹建的“三无(无校舍、无宿舍、无厕所)大学”。1960年首次招生就把张舒勃召入,是其荣幸,亦或不幸,谁能说清?

  不到20岁的年纪,骑一辆破车,由城里一路北行数十里去报到。途经“雍和宫”,随风传来宫内梵铃声声,恰应了“古庙土道,落叶秋风”的落魄之情。这种心境的凄楚感,现代的年轻人是无从体会的。但要是讲“苦难是财富”,那张舒勃获得的这笔“财富”,实在令人心酸。

  张舒勃曾撰文对这所大学做过简要介绍。这所“华北人民大学”的师资、生源来自内蒙古、山西、北京三省市区,校长来自山西省委。这位校长先生上台对学生讲话,曾有“都别动,我去尿泡尿”之颇具平民风范的真情告白,传至今日,已成为某种文艺表演形式的每抖必响的“包袱”之一。

  说它“三无大学”是因为它“一无校舍,暂借昌平师范一栋五层教学楼开学;二无宿舍,把学生塞进令人恐怖的布满密密匝匝的双人床的大教室;三无厕所,晚上大便要跑一楼,小便是在室内双人床的海洋里,置一孤岛,放无盖大桶三只,整宿尿臭难耐,睁眼尿液刺目。”

  如果仅仅如此还则罢了,更要命的是“全校以自学为主,一本书———新版毛选第四卷,一门课———毛泽东思想。”开设有“人民公社”等专业,叫张舒勃“惭愧”至今的是他始终没搞清楚,此等专业的教学内容及教课用书、参考书目是什么。看来张舒勃想把此所大学写入《中国高教史》,也不容易。

  这样的大学能办起来,实属匪夷所思,其寿命几何,也就可想而知了。1960年底,“百日华大”闹剧谢幕。百多位来自北京的学生和教员、干部,“整体装车,运至(北京)师院,建政治教育系”。

  这样一段难得的经历,为张舒勃的大学生活,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许是因此而使他此后的大学生活,就显得十分平淡了吧,张舒勃没有再对我多讲些什么,只是告诉我他在北京师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从此开始了他的大学教书生涯。

  在师院工作不到一年,不期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使大学校园处于政治漩涡中心,此时虽然年轻,但多少已有所历练的张舒勃,能够冷眼旁观,全身而退,不能不说他这个“政治教育系”专业的毕业生,具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书没白读。

  社会的激烈动荡,使各色人等的本来面貌得到充分暴露,在为“工农兵学员”讲课和与社会各色人等的接触中,张舒勃对中国社会有了充分了解。这对他在今后开展社会学研究,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起了很好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迎来又一个春天,张舒勃也有了施展身手的舞台。1982年1月《北京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带有编者按的有关张舒勃讲政治课的报道,报道以“我们爱听张老师讲政治课”和“要有股点燃青年胸中之火的激情”为题,详细列举了张舒勃讲课的特点,以及对青年学生的启发教育。为了讲好这一时期的政治课,张舒勃把相关问题的论点、论据、史料等融会贯通,讲起来有理有据,有血有肉,环环相扣,极具逻辑力量,又有感情色彩,受到学生欢迎,同时应邀到部队、机关、厂矿、学校宣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下文将大学政治必修课之一的《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由于缺乏教材,让一般高校教师感到为难,而张舒勃却因文史底子深厚,成为首开此课的教师之一。他编写的教材为很多教师所采用。

  张舒勃取得的教学成绩,使他成为当年在全国颇具声望的大学教师。北京计算机学院成立之初,设立社科部时,为提升学校教学水平,经多方设法,1986年初,将张舒勃调到社科部担任主任。

  张舒勃离开学习、工作了26年的北京师范学院,固然非其所愿而有所不舍,但计算机学院领导的良苦用心,使张舒勃很是感动。为报知遇,在社科部,张舒勃团结周围同志尽心尽力工作,而他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也使得他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从未脱离教学一线的张舒勃,在这一时期,依据中央(85)18号文《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组织社科部的教师们举办“教案展评”、“教学观摩研讨会”等多项活动,使计算机学院的政治品德教育,开展得红红火火,达到了教书育人的目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培养出不少年轻教师。

  40年的教书生涯,张舒勃作出了无私奉献,但也收获颇丰。1991年获“北京市高教学会教学优秀奖”,1993年被北京市高教局评为“优秀导师”,同年被评为教授,成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2001年初,年过花甲的张舒勃从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计算机学院于1999年并入北京工业大学)退休,虽自认“年华难兑,须臾皓首”,但仍接受了校方聘请,担任教授督导专家组成员,继续为学校发挥自己的余热。

  听张舒勃说了两个多小时,意犹未尽。以前与刘玉山、冯立三、秦晋、王德枢诸位“白屋同窗”的学长们,也都有过接触,和他们交谈,越发使我感到“有个性的人讲话,必有自己的特点。”

  性情中人的“白屋同窗”们就是如此。他们说任何事情都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不含糊,不中庸。讲述自己的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肯如梦如幻,而是刀砍斧凿般的实实在在。

  对母校,他们感恩戴德,对恩师,他们如事父母,对社会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在这有所缺失的时代,更显现出此等道德操守的高尚。

  我总觉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中校园里,为数不多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教出众多崇拜英雄的学生。这些学生心怀大志,有胆有识。尽管在以后的人生途中,历经磨难,但绝不轻言放弃。身处逆境时,他们坚守信仰,无怨无悔,在时代大潮中,他们顺势而上,迎风站立,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拼搏,在奋力拼搏中享受人生。在“白屋同窗”这一代人身上显现出来的“四中精神”,值得我们关注。

  乃久(62届初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