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个农民”
——访中国社科院农研所所长张晓山
张晓山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胡风(张光人)先生。身为曾长期被妖魔化的胡风之子,张晓山的人生之旅必定会有不少故事可言。然而当你面对他的时候,感受最深的却是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即使谈起令人扼腕的往事,他依旧气定神闲,且不乏睿智的思考和理性的研判。张晓山曾在农村插队近10年,在历尽坎坷后如今已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0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张晓山作为两个主讲人之一,为国家领导人讲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坦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尽管在学术上声誉日隆,但张晓山坦诚、直率、朴实、低调的风格一如既往。或许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早已在生活和事业中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面对公众,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是一个农民。”

  多岐路今安在

  张晓山1960年考进北京四中读初一,按正常的轨迹应于1966年高中毕业。然而“文革”的爆发打乱了一切。至1968年去农村插队,张晓山在四中整整呆了8年。

  张晓山回忆道,初中时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高一后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种压抑感不可避免地油然而生,并使自己经常会陷入一种矛盾和迷茫的心态之中。一方面,四中长期以来的思想教育工作很有成效,自己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并真诚地批判家庭、反省自己,渴望走一条革命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背负着深重的“原罪”,前途和命运一片茫然。红卫兵运动兴起,具有自知之明的张晓山只能以“逍遥”自居。他知道自己是“另类”,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去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如今回顾那场浩劫,张晓山清醒地指出,经历过解放后10几年的各种运动,在政治统帅一切,动辄上纲上线,人的道德底线遭践踏的历史环境里,中间人的人性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都被扭曲了,既包括被整的,也包括整人的,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当时自己没有处于一个“另类”的位置,或许也会去参与造反、打砸抢等被视为革命之举的狂热活动,个人行为,在时代的洪流中往往是不由自主的。因此,为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需要认真吸取曾为之付出惨痛代价而获得的教训,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深刻的反思。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全体学生写给毛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废除高考制度。不久,高考果然被宣布废除。很显然,这个决定对很多人意味着他们的命运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对张晓山来说,却没有感到有多大的震动,因为“原罪”在身,他对上大学早已不抱什么希望了。张晓山的同学中,有门路的当兵去了,政治条件不错的分到北京的工厂或郊区的小学,等而下之的是东北“八五二”农场(也需政审),最后一等就是到农村插队。张晓山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反正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1968年9月,他随北京第一批插队学生奔赴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开始了近10年的插队生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张晓山在学术上成为名人后回顾自己的知青生涯时说:“没有近十年的插队经历,作为城市长大的青年,我决不会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研究。我不能真切地了解人生,了解社会,了解农民。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宠辱不惊,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不把自己当人物。”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张晓山在这里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他回忆道,当时男知青都懂得了精打细算,分粮食时尽量不要麦子而要玉米。因为玉米90%多都能加工出玉米面来,而磨麦子只有70%的出粉率,就等于粮食少了。当时土豆也算粮食,5斤土豆折1斤粮食,分土豆后,每个人吃1斤半的土豆,等于吃了3两粮食。除了生活上的艰苦,还有精神上的迷茫。他说,一开始绝大多数知青谁也想不到以后还可能回城。这辈子就在农村干吧!也没别的出路了。大家似乎都认命了。

  然而1970年开始有了抽调,于是一下子点燃了知青个的希望之火。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1972年国家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知青们开始躁动起来,在各种机会面前跃跃欲试,都在争取早日为自己寻得一个较好的出路。张晓山在老乡们中的口碑很好,每逢机会来临时,也还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然而“政审”这一关成为他迈不过去的一道坎。1973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村里的知青都去参加文化考试了,只有张晓山独自默默地在地里干活。最令人遗憾的是1974年的大学招生,由于表现突出,他不仅得到了大队和公社的认可,而且土默特左旗也力推他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专门向北大和清华的招生人员介绍了他的情况。尽管来招生的同志觉得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但胡风的名头太响了,在当年高度敏感的政治空气中,谁也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机会再一次与他擦肩而去。张晓山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对好心的村干部说,以后再也不要推荐我了,推荐我也是浪费指标,1977年秋天之前,和张晓山一起下乡的19个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或到旗里教书,都不在村里了。只有已至“而立之年”的张晓山在空荡荡的农舍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然而,农村生活决不是只给他带来苦涩和伤感,在近10年的岁月中令他更难以忘怀的是人间的温暖和真情。他说:“即便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好人多。应该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有杆称,公道自在人心哪!”勤劳淳朴善良的农民让他感到亲切。张晓山所有的好他们都看在眼里,并尽其所能地为这个“啥都好,就是成分太高”的青年想办法找机会。

  1970年大队办起了良种场,张晓山当上了技术员,尽心尽力地在培育良种上下功夫。1975年底,张晓山的同学、好朋友王驰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巴彦淖尔农牧学院要招“社来社去”学员,所谓“社来社去”,就是从社员里边招生,不转户口,不转干,毕业还回农村。张晓山不愿放过任何的学习机会。他到旗里一说,旗里很支持,还帮着他跑,在热心、仗义的王驰及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下,1976年初,在临河县狼山公社,张晓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他在这里学到了植物生理、农学、育种、作物栽培等许多农业知识,当年的十几本学习笔记他现在还留着呢。张晓山说:“我从1970年干到我考学走,一直干农业技术这摊活儿,如果没有那会插队,没有那会干农业技术,我现在也不会到社科院搞农村发展研究,可以说是冥冥中的一个定数吧!”

  在插队中,他还深切感受到当年极左路线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亲眼目睹了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如何使本已苦不堪言的农民雪上加霜。同时,他也看到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各种曲折的形式起而抵制和抗争。在农民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令他感奋,促他思考,亦因此而能够在看似山穷水尽的逆境中始终保有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张晓山在地里干活时从广播中知道的。他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给了我一个与别人平等竞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我做人的尊严。”经过近一个月紧张而有序的奋考,他被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内蒙古师大)录取。全内蒙古数学考了100分的文科考生只有他一个。

  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晓山报考的是中文系,却被数学系录取,他有些莫名其妙。事后他得知,还是因为父亲。他说:“校领导考虑讲到现代文学自然会涉及自己还在狱中的父亲,老师怎么讲,自己怎么听,为避免麻烦,出于好意替我改了志愿。”后经过协调,他进入了外语系学习。

  在内蒙古师院仅学习了一年半,1979年9月,张晓山考取了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北京。

  1982年9月,张晓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明媚春光,他的生活和事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1982年12月他被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1993年9月被聘为研究员,1992年10月任研究所副所长,开始领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生导师,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7年5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9年7月,被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1998年10月至今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多年来他编著及与人合著的书籍、文献颇丰,其中有的还荣获了国家图书出版奖、国家科委等部委颁发的全国信息系统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以及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虽然说张晓山如今已事业有成,但他并不讳言当初报考人大农业经济研究生时尚未抱有什么崇高远大的志向,最现实的考虑是能够把户口转回北京。然而当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后,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说,真正干了这一行以后,才体会到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多年来自己能够亲身经历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变化。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从农村开始的。自己亲眼看到了农村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巨大变化,惊喜地看到农村一旦摆脱了体制、机制的束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何等惊人。30多年来,正是基于体制、机制的创新,通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及各方面因素的配合,才逐步积累起我们今天的国民财富,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同时我也看到了在现实中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能够摆脱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中国的社会就会前进得更快。他深情而不无自豪地说,自己有幸能够亲身参与中国的伟大变革,并在其中奉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而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经常会令我赞叹不已。应该说也因此使我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诸如腐败等很多问题,但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中华民族能够很快得以振作和复兴,充分说明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民族,这正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所在。

  张晓山在农村发展研究中的重点领域是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以及农村的组织与制度,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个从社会最底层崛起的经济学家,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他始终强调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竭力主张给予农民公平的起点、平等的竞争机会。他认为农村改革面临的问题很多,问题出在农村,但根子却不在农村,而在整个和农村相关的宏观体制。他指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很多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相对而言对农村各方面的扶持则太少了。在经济发展上,收入水平上城乡间的差距固然很大,但在社会事业上则差距更大。农民在享受我们的公共产品、社会服务,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明显不足,在硬件的基础设施上,如道路交通、公共卫生、饮用水、清洁燃料等等方面,农村的落后更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他建言:只有改变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转换政府职能,改革农村的治理结构,确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综合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辅之以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在今年3月召开的人代会上,还在呼吁中小城市应率先放宽户籍限制,让城镇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工逐步地,真正地融入城市。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歌德的这句名言一直被张晓山奉为圭臬。他说,要是隔上两个月不去农村调研,心里就会感到空空的,觉得接不上地气。因为现实的中国不是一个固化的经济社会形态,而是处于转型之中,一直在生生不已,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会有新情况。如果不洞悉这些情况,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分析就会脱离、滞后于实际。而只有扎根于中国农村改革实际,把握时代脉动,理论才有坚实依托。才有可能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而且实践证明,高水平的案例调查不仅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它本身也是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在某个层面的真实写照。长年奔波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从思想感情到言谈举止,张晓山和中国农民是如此贴近,一心一意地为广大农民求福祉,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1985年,尚未彻底平反的胡风先生逝世(1988年得到彻底平反)。在其骨灰盒上嵌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张晓山说:“在我的心目中,感受最深的是父亲的精神力量,他对自己所钟情的文艺事业的热爱,以及对理想信念的坚持。”父亲对事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始终在激励他、鞭策他。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心无旁骛,宠辱不惊,只要在研究工作中发现自己认为对国家发展不利的需要改进的、甚至已经是根深蒂固的问题或社会弊端,他一定会直抒胸臆,果敢进言。他说,有人说我们社科院的人是“乌鸦嘴”、是“三更天打鸣的鸡”,其实我们衷心希望我们谈到的问题不会成为问题,我们担忧的情况不会发生。但如果作为社科院的人不敢说真话,连实事求是都做不到,则是严重失职,而且有违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良知。国家用黎民百姓的血汗钱养活我们,我们怎么能懒散懈怠,尸位素餐,我们只有奋力回报。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张晓山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民主和法治日益健全和完善的好时代,以他的勤奋,以他的执著,一定会让自己的事业直挂云帆,更上层楼。



闫世宁(65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