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弟子 当代学人
——记北师大教授赵仁珪校友
迟到的春天

  1955年,赵仁珪以优异的成绩从师大附小考入北京四中。当时班里按录取成绩排学号,他位列一号,因此他的同班同学至今仍对他印象深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历制度,他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人的一生,特别是在求学期间,都会经历无数次考试。他曾笑言自己在考试上有天赋,最不怵的就是考试,他不考则已,一考必名列前茅。然而在小升初之后及考取研究生之前的很长一段岁月里,优异的考试成绩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反而留给他的不少苦涩和失落的回忆。


  由于各种原因,他高中就读于河北北京中学。高中三年,正是他父亲(也是四中校友)因“历史问题”在劳改农场劳动的三年。在那个年代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个青年若“原罪”在身,就等
于被编入了“另册”,想要享受公平、公正的待遇不啻是一种奢望。他说,那时也曾努力“自赎”,积极要求入团,在大炼钢铁、下乡劳动中可以说是玩了命的干,然而刻在身上的“烙印”却始终无法消除,因此心情压抑之极。1961年参加高考,自然是榜上无名。“文革”造反期间,学校的档案外泄。他以一个留校工作的同学那里得知,自己的档案上写有学校批注的意见:“此人不宜上大学。”“名落孙山”后,他在朝阳区六里屯供销社当了一名小会计。1962年,国家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极左的政策有所松动。北京市为落榜学生开办了一个函授学校。始终热爱学习不甘平庸的他毅然辞去工作,全身心地在函授学校备考。1963年在高考填志愿时,一类学校他填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二类学校填的是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这年高考他5门课考了440多分,每门成绩近90分。若单以成绩论,考取北师大应不在话下,然而结果是被北师院外语系录取。尽管这个结果令他感到五味杂陈,但他仍真心地感谢北师院能够收留了他这个属于“另类”的人。

  若按录取成绩排学号,又会被排为1号。他在北师院外语系的学习只有头一年还算正常,其后的“四清”、“文革”将一切都弄得颠三倒四了。1967年,他这一届毕业生被编入到部队的学生连发配到山西、河北一带的山沟里劳动。直到1969年他才被分配至密云半山区的一所中学任语文老师(该校没有外语课)。

  1978年的一天,赵仁珪偶然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则北京师范大学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顿时涌起“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兴奋。他告别了执教了八、九年的密云中学再次步入考场。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并有幸成为启功大师在“文革”后首批招收的弟子。他感慨地说,多年来,只有这次考试,让我真正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这次考试为我迎来了迟到的春天,我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质的变化。为此我发自内心地感激邓小平,感激改革开放政策。我的切身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能走回头路。

  诗书继世长

  1981年他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其后他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献身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近30年从未懈怠。他于1988年评为副教授,1997年评为教授,至今仍是一位深受学生拥戴的博士生导师。

  他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以唐宋文学为主。他先后出版了《宋诗纵横》、《论宋六家词》、《禅学要义》、《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中国古代文学史》(唐代卷、宋辽金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唐宋部分)、《唐诗选》、《苏轼文选》等著作100余篇。其中他参与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曾获得国家级教学二等奖。他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教育电视台古典诗词栏目担任主讲,在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尽心尽力,广受好评。

  2003年,他从温家宝总理手中接下了聘书,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而跻身于国家高层次的,集学术性、荣誉性、统战性于一体的机构之中。能够被聘为馆员,既是对他学术底蕴和道德人品的充分肯定,又为其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好地为国效力的新平台。目前他承担了馆内的两个重要课题。一个是编一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由国务院直接抓,各省市的文史馆都要参与,定稿应近2000万字。他有幸成为《通览》的副主编之一。另一个课题是《文化安全》。他介绍道,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我国继提出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之后,又将文化安全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如何在国际交锋、交流、交融中加强我国的文化安全建设,是关乎国本的严峻课题。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工作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他所参与的两个课题亦是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因此他深感责任重大,在工作中格外认真。

  当前文史馆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弘扬国学。他介绍道,文史馆设了一个《国学论坛》,专门普及宣传国学。作为一位毕生研究传授传统文化的学者,他对日益升温的“国学热”有着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国学热是好现象,至少国学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寻心灵的归宿,求解现实的困惑,实现社会人际的和谐。然而国学决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难以担起救国的重担。同时他指出,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国学,以为国学就是“四书五经”,就是儒家经书。其实我们的文化是多元的,儒家的经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是一个偏于保守的体系,不能盲目地把它的所有内容都奉为经典。国学中的精华部分,在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古典诗词中所体现的“真、善、美、智”能够很好地陶冶人的情操,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食粮。然而不能对国学抱有太高的期望值,中华民族的振兴还是需要靠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地开拓创新。

  他不仅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在文学创作上同样成绩不俗。他擅长骚赋、骈文、诗词写作,其诗文旁征博引文采飞扬。他的书法既有启功大师的风格,又自具个性。他于2003年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04年当选为中华诗词协会常务理事。



  在大师身边

  他自1978年师从启功先生至2005年启功先生逝世,27年间师生之谊已近于父子之情。

  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件往事。那是他刚毕业留校期间。因家里实在没地方住,他仍滞留在北师大学生宿舍。已毕业了还不搬走是要被学校罚款的,他每月50多元的工资一罚就是30元,日子真要难以为继了。一天,已近70高龄的启功先生步履艰难地爬上了他所在的学生宿舍四楼。在宿舍里他塞给他几百元钱并说:“我也不好和学校替你说什么,罚你钱你就先交吧。”说罢拄着拐杖缓缓地走下楼梯。望着略为发胖的老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他一下子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背影》,此情此景,何其相似乃尔!

  在一次某媒体采访时问他,你在启老身上学到了什么时,他说:“第一学出岔子的做人。启先生不光是谦和,还待人热情,没架子,正直、慈爱、宽厚。他是一名佛教徒,在他身上体现了释迦的精神。第二启先生非常爱国。他关心国家大事,祈求世界和平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启功先生看似随意的风格令他感触颇深。他说,我隔三差五地去启先生家求教。落座之后先是一通聊天,当聊到某个话题或某个典故时,启先生会一下子就此转入正题。顺手一抓就是学问,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家风范!特别令他赞叹的是启功先生的记忆力超凡得令人惊讶,很多生僻的典故,他都能应口说出它们的出处。

  在“文革”后招收的研究生中,启功先生对“敏于事而慎于言”的他格外看重,很多事都愿交给他去办。特别是后来启功先生的眼疾日益严重,又不愿学校给他配专职秘书,于是有事弟子服其劳,他成了启功先生得心应手的助手。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研究方向有了一定的调整。他考虑自己与其研究古人,不如研究自己身边的大师启功先生。启功先生精通文学、经学、佛学、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史学,是举世尊崇的国学大师、书画家、教育家、文物鉴定家、社会活动家。他称自己的导师是一位“不世出”的全才,即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决不是随便什么时代,随便什么人都能达到的,而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汇集各种机遇,各种条件才能出现的人物。启功先生的成就都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能达到如此令人惊叹的高度,他认为,这些都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课题。调整了研究方向后,他先后协助启功先生整理出版了《论书绝句》(注释本)、《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启功先生逝世后,又先后出版了《启功先生悼挽录》、《启功先生追思录》,并先后撰写了有关启功研究的各种论文、文章30余篇结集为《启功研究丛稿》。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导师与弟子深厚的感情日甚一日。启功先生在临终前的某文中称他为“朋友”,并借用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话,解释到:“朋友非他,我之半也”。于是他为自己的居处起名“土水斋”,因为启先生的书屋名“坚净居”,由“坚”字取其半为土,由净字取其半为水,故为“土水斋”。导师逝世后,他撰联道:评书画,论诗文,一代宗师承于古创于今永垂鸿业标青史

  从辅仁,到师大,两朝元老学为师行为范不息青衿仰令仪

  最忆是四中

  “称名犹可忆当初,五十三年各一途,若问平生风雨事,每人都是一编书。”这是日前他在参加一次四中校友聚会后,写下的三首绝句中的第一首。虽然在四中只度过了短短的3年,但他对四中的感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感谢、非常留恋”。这三年是让我感到特别幸福的黄金时期。“他说他多次在梦中梦到了四中校园内有着一排平房的小院以及食堂、操场等,失眠的时候,会按照当时的学号一个一个地回忆自己的同学,全班54个同学,四十多个还能留有印象。他认为自己后来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做出一些成绩,在生活中能经受住一些磨难和坎坷,均与在四中打下的良好基础密不可分。他归纳出令他终生受益之处有三点。”

  首先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说,基础课自不必说,教数理化文史地的老师都非常优秀。而就是教音乐、美术、体育的老师同样也是群英荟萃。如在音乐教师凌青云先生的熏陶下,我们的音乐素养在全北京市的中学生中可以说是最高的。教美术的霍廷显先生、教体育的迟文德先生等也各个不凡,让我们受到了非常科学正规的基础训练。在我的记忆中,四中没有什么应试教育的味道,而是让学生在全面发展中轻轻松松地学好知识。因此四中的学生不是只会死读书,走出校门后不会成为一个书呆子。虽然我的专业需要我经常埋头于故纸堆中,但我决不是一个腐儒,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注始终也不曾忽略。

  第二是掌握了许多好的学习方法。他记得在一堂语文课上,王镜如老师让学生解释“一粒入土,万粒归仓”这句谚语。她启发学生不要仅从字面,而是要深入全面地去理解这则谚语所提倡的精神。在许多同学发言后,他举手发言,他的解释得到了老师的好评。他也由此学会了由表及里的学习方法。教历史的史会仁老师知道他爱画画,于是在讲到有关章节时,便让他绘制相关地图,并在课堂上作为教案使用。这样他不仅历史知识记得牢,地理知识也大有长进,并懂得了学习不能靠死记硬背,而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灵活掌握的道理,四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让他感到受益无穷。

  第三是基础知识学得特别扎实。他说,那时记忆力好,老师教得好,学习氛围好,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他考中文系研究生时,虽说不是科班出身,却比中文本科生考得都要好,对此他归因于还是基础好。例如在语法知识上,本来是一门很枯燥的知识,但当年四中的线鹤汀先生讲得非常清楚,且还有一手吸引眼球的漂亮板书,因此他学得津津有味,知识掌握得非常牢固。他认为,基础扎实,无论以后学习什么科目,从事什么专业,都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说,在四中受过熏陶的学生,都有宽广的视野、广泛的爱好和很强的自信心,走出校门后各行各业中都能够成为中坚力量。虽说“文革”后北京市的中学出了许多新秀,但他认为在优秀的教学传统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上尚难与四中比肩。他为自己曾是一名四中学生而感到光荣。闫世宁(65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