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老三届 今品新三国
——记66届校友者永光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是中国外交部主管、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级社团组织,其宗旨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增进中日韩三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三国伙伴关系的发展,服务于我国的外交工作和社会经济建设。

  这样一家社团组织,显然与我们所熟悉的“对外友协”有所区别。在校友会的会议室里,我们和66届校友,这家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者永光初次见面时,者永光为此简要的向我们介绍了协会的一些概况。

  他说:“‘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其前身是1993年成立的‘中韩经济发展协会’。鉴于中日韩三国建立伙伴关系,形成三国合作的大格局,为适应东亚形势新发展,经协会理事会提出,外交部和民政部批准,于2009年8月正式更名为‘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原国务委员唐家璇、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罗豪才、李蒙担任荣誉主席,李肇星、邹瑜、石广生、李德洙、田曾佩、张秀夫、郑鸿业等老领导担任名誉会长。协会还聘请了50多位国家部委领导、知名专家学者为顾问,在他们的指导下,协会已成为我国与日韩间经济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在我们问起协会当前的主要工作时,者永光给我们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说:“我们致力于为中日韩三国企业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提供成系列的政策性和专业性很强的服务,如信息咨询、融资投资、交流考察、政府公关、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近年来,协会在全国各地举办招商引资活动,促成日韩企业在我国一些投资项目的顺利落地。并且通过召开‘中日韩经济交流促进大会’、‘中日韩经济论坛’、‘中日韩合作大论坛’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创造多边共赢,逐渐把协会推进大众视角,努力做好二轨外交,成为政府功能之外的重要补充力量。”

  者永光还特别向我们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传统不仅同根同源,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且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可说是相互依存,兴衰与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我们认为,推动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是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不断扩大中日韩三国民间交往,增进中日韩三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开展国际间的文化、经济的合作交流,为外交工作、经济建设、文化交流作出积极的努力,就是我们的全部工作。当前,中日韩三国的GDP占东亚90%,日本连续十多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与我国贸易增长也十分迅速,是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日韩两国在我国境内的合法注册企业已达数万家之多,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之中,面对这一庞大的投资群体和服务空间,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说起“责任”二字,者永光脸上凝重严肃的表情,使我感到挑起这样一家民间外交团体负责人的担子,他肩上的责任不可谓轻松。了解者永光的人都知道,者永光在政府机关已经工作了20多年,是位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为何却在年逾五旬的时候,离开政府机关,搞起民间外交来?这让我想起有人讲过的“四中校友均非寻常之辈,不可以常人度之”这句话。更何况者永光是“老三届”校友中的“老高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经历。

  在四中历届校友中,“老三届”校友涵盖着66届到68届,这三届的初、高中6个年级,30多个班的毕业生,人数有一两千人之多。

  有人把这个群体归之为“文革”产物,是因为从1966年夏初开始,学校的教学秩序被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打破,原有的教学观念被彻底颠覆,原有的师生关系也不复存在.这种情况持续到1968年底,仍然看不到恢复正常的任何征兆,不仅高中已有三年的应届毕业生不能进入高校,应届的初中毕业生也无法进入高中,这些滞留在中学校园之内的学生便有了“老三届”的称谓。而在这三年里,不管是“停课闹革命”还是“复课闹革命”,一个“闹”字已然浸透了校园的所有角落,当然也包括滞留在学校里的所有学生。

  这当中,四中的“老三届”们可谓最为引人瞩目。还在“文革”初期时,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一个月之后,1966年6月,《人民日报》就以新华社电讯的形式报道了“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从这篇报道中的有关“一、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二、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三、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等项内容里,不难看出当时四中学生们的“革命激情”,以及他们对那一时期政治形势的敏锐感触。当然,这与四中集中了为数众多的高干子弟不无关系,或说是他们起了关键作用。至于到了这一年的八月份,形势发展得几近疯狂,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和“东方红人民公社印刷厂”的名义,发出的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通令,要求在1966年9月10日以前,把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押回原籍改造,为的是要“干干净净地迎接伟大的十七周年国庆节”。“通令”划定了四类分子的范围,规定了实施的步骤和具体措施,最后还“希望新市委和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力量的措施予以配合”,俨然成为运动的先行者。只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潮浊浪排空,这股势头并未能过于显山显水,更何况,即便在当时,四中的校园里,偶尔还会闪现出一丝理性的思维。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1968年,社会的整体状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年的12月,中央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考虑,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后,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为执行中央指令,当时的北京市委下令,全市老三届学生在1969年春节前必须到陕北、山西、内蒙插队,或参加东北、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四中在内的老三届学生们,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北京市委的指令,毅然决然地响应了“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

  四中的“老三届”们在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中,再一次显示出他们的“先知先觉”,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还在1966年底的“革命大串联”时,“放眼世界”的四中学生就把目光集中到正在进行游击战争的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其中的个别学生甚至越境到了这些国家,参加当地的游击队,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从而为四中的“老三届”增添了一抹神秘、传奇的色彩。而大部分学生则从对如何“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当中去”的思索,转化为行动。这当中,有一些学生早于中央下达文件之前,就离开北京,参加了云南建设兵团,者永光是其中之一。

  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来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被人们从此改称为“知青”的中学生们,为党和国家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时至今日,理应对他们表示应有的敬意。

  我曾和者永光说过,能够先于其他学生离开北京,投身艰苦环境磨练自己,表明他当时并非是被形势所左右,而是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效法革命前辈的主动行为。对此他回答说:“‘文革’之前的四中学生,大多数都是崇尚英雄,志存高远的理想主义者,对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多些,考虑问题较少从个人角度出发,不大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所以,兵团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对我们来讲那是能够克服的,难的是自己的理想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如何担当。在实现理想与适应环境之间,有时真是挺难的,尤其是那时还很年轻,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显现出自己的很不成熟。”

  看来者永光在云南建设兵团的经历,并不太“顺”。问起他在那段时间的生活,者永光说:“我是和班上的三个同学一起去的云南建设兵团。因为是老高三嘛,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为学生们的头儿,也能和老职工打成一片。但因在思想上始终不能与领导合拍,以至有了一些不愉快的遭遇,尽管后来得到纠正,当上了副连长,但却很长时间不能入党。直到1975年被评为劳模之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问他在这期间,有没有调回北京的机会,想没想过办法,尽早地离开这里返京回家。者永光说:“从1968年到1979年,我在云南建设兵团待了整整十年。回北京的机会还是有过几次的。1975年北京市教育局来兵团选拔教师,我放弃了,甚至1977年恢复高考,我都没有参加。对我而言,不是没有调回北京的机会,而是我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当初我是怀着改变边疆落后面貌的想法来到这里的,理想没有实现,我怎能够回北京呢。”

  者永光的这些想法,现在有些人听了可能觉得不好理解,或是觉得他有点傻,有点假。但我知道,这应该是者永光当时真实的思想,这是那个时代在他这种人身上刻下的烙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不如此,那就不是身为“老三届”的者永光了。

  然而,个人的理想,改变不了严峻的现实。建设兵团的体制,随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也在悄然有所变化。到了1979年,云南建设兵团正式改制为农场。多种经济形式的出现,使者永光失去了为之奋斗的舞台。此刻的他虽感失落,却也无奈,按政策规定,者永光回到北京,这年他32岁。回京后,者永光很快就在朝阳区工商局谋得了一份职业。不久又被调往市局,成为政府职能部门的一名公务人员。

  如果说由学生变更为“知青”,是者永光的第一次身份转换,那么由“知青”变更为机关干部,就是者永光的第二次身份转换了。在新工作岗位上,日趋成熟、稳健的者永光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工作热情,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只是他那喜欢迎接挑战的性格,促使他不断寻求新的人生机遇。于是,已经在国家机关干了20年,具有一定干部级别的者永光,有了他的第三次身份变更。

  者永光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始于2000年。这一年,根据公职人员“满30年工龄”即可办理退休手续的规定,过了“知天命”年纪的者永光提前从政府职能部门退休,并受人邀请,来到外交部属下的“中韩经济发展协会”就任副秘书长职务,在这一新的工作岗位上,开始了他新的奋斗。

  就一般人而言,能否干好一份工作,当然要看他对本职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他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如何。但其自身素质,以及是否能把这份工作当作自己切身的事业,给与无比的真诚与信心,显然更为重要。者永光就是如此,他用后者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以饱满的热情,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者永光进入协会之初,那时的协会只有几枚公章和一纸证书。可谓起步艰难。头几年,协会尚未更名,主要是开展对韩工作。通过多种途径,者永光与“韩国驻华大使馆”、“韩中交流协会”、“韩中文化协会”、“在中国韩国人会”等韩国官方机构和社会团体进行了广泛的互访,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为加强中韩间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作了大量工作。

  2009年协会更名为“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问起其中缘由,者永光说:“更名并非仅仅是协会的工作范围增加一个国家,而是意味着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对协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寄予了新的期望。以前我们在对韩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今后我们将在原有的基础上,协同国家相关部委和民间组织,强化同‘日本驻华大使馆’、‘在中国日本人会’等各种在华日本机构、社团的交流与沟通,以贯彻落实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精神为契机,争取在加强中日、中韩间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说起中日韩三国间的经贸合作,者永光告诉我:中日韩三国都是东亚文化圈里的主要成员,三国之间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和任何一个其它国家也替代不了的互补性。日韩两国已经“腾飞”,而中国正处于“起飞”阶段。现在,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战略的决定又与国内外坏境有很大关系。对外贸易战略的制订要着眼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分工,充分考虑到国内的资源和经济的发展。作为一家民间外交协会,近年来,我们加强了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为各地面向日韩的招商引资发挥着桥梁作用。在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和吉林等地,多次举办高层经济论坛和招商引资活动。如今,现代汽车、LG电子、LS电缆电线、浦项钢铁、现代造船、联合铁钢等众多企业,通过协会的积极运作,已经在我国得到了成功的发展。多家日韩企业在钢铁、医疗、食品、电子、汽车配件、物流、建材等多种领域实现了与我们的合作。考虑到中日韩都是资源消耗大国,最近一两年,我们将重点促进与日韩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高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三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当然,在合作过程中,各自利益所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曾协助许多在华日资、韩资企业解决法律纠纷。通过提供维权服务,既帮助这些企业挽回损失,同时也维护了中国法律的尊严,增强了日资、韩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信心。此外,随着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的迅猛发展。协会除原有的文化联络部之外,还专门成立了书画专业委员会和演艺专业委员会等,并筹组相关文艺演出团体出访,以促进中日韩三国文化艺术交流。

  听着永光侃侃而谈,我知道多年的磨练,他已成为民间外交的行家里手。问起中日韩三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他对我说:“去年5月29日,中日韩领导人举行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谈通过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对于下一步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份文件决定今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分享相关信息和技术,以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再加上建立防务对话机制,研究加速建立中日韩自贸区这两条,共三项重要的会议内容,对加快三国的合作与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中日韩三个国家可以说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这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中日韩三个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政治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有些分歧还相当大,短期内不可能解决,这就更需要民间外交发挥作用。对于三个国家能否跨越分歧,迈出通过和解、合作来克服各自的政治分歧和战略潜在冲突的步伐,凸现出东方人的智慧和胆识,我们抱有一个高度的期待。”“‘抓住新契机,助力中日韩’是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的宗旨,也是我现在努力在做的事。”这是我们谈话结束时,者永光对我说的一句话。

  告别时,者永光送我一本他任总监制的《当代三国》杂志。细细翻看这本印制精良的杂志,不禁让我觉得,者永光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还在坚持年轻时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而这不正是我们生活意义的所在吗。

  张乃久(62届初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