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高于一切
——访中国驻丹麦前大使甄建国
从四中走出的外交官

  1964年,甄建国在北京四中读高三。他学习成绩优秀,特别是物理课学得最好,兴趣最深。当时学校曾鼓励他报考“哈军工”,他本人亦信心十足志在必得。然而就在这一年,为适应我国外交工作需要,培养外交人才,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教育部决定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挑选出一批优秀青年学生,送往国外留学。甄建国所在的班共有13名学生被选中,他亦位列其中。“哈军工”显然是去不成了,但服从祖国的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是当年每一个热血男儿的最高选择。甄建国没有觉得遗憾,而他的外交官生涯就此起步了。

  甄建国回忆道,党和政府对我们这批小留学生非常关心。在国内集训时,彭真市长一再叮嘱要我们吃好点,吃胖点。当年国家刚刚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各方面条件仍很艰苦,但我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标准是1.2元,远在当时一般家庭的生活水平之上。此时,为了让我们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并接触一些现代化设施,还组织我们去上海沈阳参观。甄建国笑着说,我们这批学生以平民子弟居多,初次住进高级宾馆,窗帘都不知怎么拉,吃完的西瓜皮竟往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扔,还真露了不少怯。

  集训后,甄建国被分到丹麦,在安徒生的故乡学习了两年半丹麦文化。回国后适逢“文革”期间,他于1968年9月被分配到位于唐山的解放军24军农场劳动。在条件艰苦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甄建国不忘周总理曾经的教导:要读书,要勤奋练习自己所学的外语。1970年底甄建国离开农场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1971年3月被派往丹麦,在那里一干就是六年半。1977年回国后,他在外交部工作至1983年再次被派往丹麦工作。1987年他奉调回国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处长,1993年至1996年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参赞,1996年回国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2000年至2002年出任中国驻希腊大使,2002年至2006年出任中国驻丹麦大使。

  从丹麦大使任上退休后,甄建国曾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工作顾问,自2008年开始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为学生系统讲授丹麦语。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以外交部志愿者的身份入驻奥运村,并以其出色的服务荣获全国先进志愿者称号。退休后,甄建国经常缺席老同学老朋友的聚会,为此给人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其实他是太忙了,除上述工作外,他还要经常参与诸如调研、会谈、接待来访等工作。虽说已退休了,但其努力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多做贡献的劲头丝毫未减。

  外事工作无小事

  在一般人的眼里,外交官总是衣冠楚楚风光无限,而只有真正投身于外交工作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到个中的复杂和艰辛。“作为驻外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没有8小时工作制,没有加班一说。每天除了晚上上床睡觉到第二天睁眼这个时间段,我们总是处于高度紧张忙碌的状态。”回顾自己的大使生涯,甄建国不无感慨,他同时指出,支撑我们忘我工作的力量源泉,是一定要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和祖国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

  丹麦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甄建国在出任驻丹麦大使后,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更好地服务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出自丹麦的名牌高档鞋———CEEO,从原材料到设计工艺均有其独到之处并因此而享誉全球。甄建国在参观生产该鞋的企业时,力促其老总到中国投资。他对老总说:“丹麦只有500万人口,1%的人买你的鞋才不过5万双。而中国有13亿人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市场该有多大,为什么不到中国去呢?”这位老总是一位睿智的老人,经深思熟虑后他接受了甄大使的建议。此后甄建国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积极地与国家经贸部及国内的几个地方政府联系,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铺路搭桥工作,最终促成了世界名牌产品CEEO落户厦门。CEEO的老总于2005年去世。他在临终前曾说,自己的企业实现了在中国的投资生产,进入了中国的大市场,在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是最令他高兴的一件事。甄建国认为,祖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作为一名大使,应为此尽心竭力。在他的推动下,像以生产时尚系列休闲装闻名的绫致公司等知名企业,纷纷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并积极投入中国的扶贫事业,在实践中均取得了互利互赢的效果。虽然在推动每一个合作项目时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这是甄建国在工作中最深刻的体会之一。他说:“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站在我身后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外事工作无小事。为此甄建国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能对工作有丝毫的懈怠。他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关乎祖国的声誉,祖国的利益。大使馆的工作千头万绪,有时还会很繁琐,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风光。例如在处理中国公民在丹麦发生意外或死亡的问题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责无旁贷,总会在第一时间介入处理。甄建国说,每一个拿中国护照的人,都是我们关心保护的对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一刻也不曾忘记。有一年,一位中国公民于中国的除夕夜在丹麦遇车祸身亡,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跑前跑后,联系家属,联系医院,联系安葬事宜,甚至亲手为死者擦洗身体换服装,令死者家属和周围的人非常感动。甄建国特别指出,鉴于有的死者身份特殊,在处理后事时还必须高度重视有关的国家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及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良影响,而处理得当,则会体现出我们的大国风度、胸怀、人道主义精神和高效率的办事能力,无形中维护和提高了祖国的声誉。

  在多年的外交官生涯中,甄建国在恪守祖国高于一切及高度忠诚于国家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下,始终坚持以诚相待,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与对象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积累了丰厚的人脉,从而为有效地推进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2006年3月2日,在甄建国大使离任招待会上,丹麦议会第一副议长奥肯先生代表丹麦议会和政府致词,高度赞扬了甄大使在任期间为推进两国关系做出的贡献,并代表丹麦各界对甄大使表示感谢。在离任后的2009年,甄建国还被上海丹麦商会提名为2008年丹麦经济人物并授予他Vilhelmmeyer奖。

  一辈子都必须学习

  1982年,丹麦首相访华,在其与万里副总理会谈中甄建国担任翻译。会谈的时间很长,涉及的范围很广,对翻译的功力是一个考验。尽管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甄建国仍难以保证不会遇到自己不掌握的单词。果然,在万里副总理谈到我国磷肥、钾肥、氮肥的生产情况时,甄建国对氮肥怎么译一时想不起来了。然而在中学学元素周期表时,氮的化学缩写符号他一直牢记在心,这个缩写符号是世界通用的,于是在此时便被他派上了用场,也因此使翻译得以顺畅无阻地进行。忆及当时情景,甄建国感慨地说,我特别感谢四中的老师,我在工作中取得的点滴成绩,都离不开当年四中老师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

  甄建国于1958年至1964年在北京四中读书。他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是史会仁老师,高中三年的班主任是屈大同老师。对这二位老师,他连连用“太好了”三个字进行了概括。回顾6年的学习历程,他认为四中老师给予他的不仅是学问,还是乐趣,因而在中学时代形成的自学学习、热爱学习的精神风貌,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鲜明特色之一。他十分感谢母校四中对他的培养。他在校六年的经历,对他的工作和事业、思想和品德、学习和身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甄建国初次在驻丹麦大使馆当随员时,由于当时的大使参赞等领导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不懂丹麦语。于是他每天上午9点要给领导们读丹麦的三大报纸,晚上7点看电视新闻时要担任同步翻译。为了保证翻译质量,除了加强专业学习外,他还密切关注当地的社情民意,熟悉政府机构的办事程序,广泛搜集、阅读大量的资料并从中筛选出重点。只有准备充分心中有底他翻译时才会感到踏实。而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也正是他在工作中能够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己当了大使后,甄建国对学习的重视一如既往。他认为,不管原来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在某个领域拥有专门知识,对大使这个岗位来说都远远不够全面。这就意味着一辈子都必须学习。而且每一个任期,每一个国家都有新的东西、新的考验和新的问题,因此学无止境。甄建国曾于2000年至2002年出使希腊。这个被称为西方文化摇篮的国家令他深深了解到,作为东方人,与西方人应当相互尊重互相学习。他说,中国有个成语:“虚怀若谷”,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这都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追求知识,增进理解,不断前进的状态。他一直强调,一定要抓住每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自受聘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后,甄建国对教学任务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每次讲两小时的课,他至少要用两天的时间备课,从丹麦国情到教材的泛读、精读准备了一套完整的教案。在教学中,他以自己在工作实践中得到的感悟谆谆告诫学子:学习一种语言不仅要掌握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更需要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要了解对象国文化,使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全面的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将来的工作。“活到老,学到老。”甄建国一直在践行着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生格言。相信他在有生之年一定会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闫世宁(65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