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唱《阳春》酬知音
——记59届初中校友周耀锟
  成立于1960年的中央民族乐团,2010年11月4日晚,在乐团音乐厅举办了庆祝建团50周年的《团庆音乐会》。

  国务委员刘延东、政协副主席白立忱、文化部长蔡武、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等人出席并观看了演出。文化部长蔡武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给该团的亲笔贺信。

  温家宝在信中写道:“中华民族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你们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创作出更多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培养出更多的民族音乐人才,为民族音乐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向中央民族乐团老艺术家们和全团演职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

  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创办的中央民族乐团,半个世纪以来,丝竹合鸣,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续写了辉煌的诗篇。五十余载的风雨历程中,代表着我国民族音乐的艺术水平,彰显出唯美的东方韵味和生命动感。在国内外民族乐坛上,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

  作为建团伊始的元老,担任乐团首席长达20余年,曾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被文化部授予首批“尖子演员”称号,在50周年团庆时,被授予“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奖状和奖金的我校59届初中校友周耀锟,说起这段历史,应该是如数家珍。然而,前几日在校友会的会客室里,他却没有向我过多地讲述这些。

  这次邀请周耀锟回校,是想通过对他的采访,向校友们介绍他为中央民族乐团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他随团遍访世界各国的经历。当然,他担任中、日、韩三国艺术家于1993年组成的亚细亚乐团第一任乐队首席,在首届中国艺术节上荣任中华千人大乐队首席,特别是自2005年退休后,远赴东赢,讲授二胡演奏技法,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艺术,为业界所称道的一些情况,也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此外,还想顺便再听他谈谈近年来,他对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及不断变化的世界乐坛的看法。

  但在近三个小时的交谈中,对我想了解的这些内容,为人处世向来低调的周耀锟,却只是寥寥数句,淡淡应对。可能是出于怀旧,但更多的应是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吧,我们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上世纪50年代,他在四中求学时的那一段难忘时光。

  1956年,周耀锟由原西单区第一中心小学(即现在的红庙小学),保送进入四中。所以能取得保送资格,是因为在小学时,周耀锟的成绩一直不错,语文算术都在90分以上,因此小学毕业后,可说是轻轻松松地就进入了对一般学生说来门槛颇高的四中校门。

  周耀锟至今仍十分清楚地记得,入学后他分在初一二班,班主任是史会仁老师,教导主任是倪宝恕老师,凌青云老师教他们班音乐。入学不久,周耀锟就惊喜地发现,这三位老师有个共同的特点———都喜欢民乐,都会拉二胡,而拉二胡,正是周耀锟自小的喜爱。

  六七岁就随父亲学拉京胡的周耀锟,出生在江西,由此算起来应和汤显祖是老乡,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家里人都喜欢戏曲。周耀锟小时候,父亲自拉自唱《二进宫》、《女起解》的情景,留给他深深地印记。受此熏陶,尚在幼年的周耀锟,便能够像模像样地拉着京胡,有板有眼地唱起京戏,受到大人们的喝彩,这可能是他最早被培养起的艺术素质吧。

  上小学后,用京胡拉唱学校里教的歌曲,便成了他课余的游戏。小学五年级时,经老师推荐,周耀锟考上了正在筹建的景山少年宫民乐队,专修二胡。1955年,少年宫正式挂牌成立后,他便成为少年宫民乐队的首批队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正规的训练。

  由于少年宫民乐队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后选拔出来的尖子生,所以成立以后,在北京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首任指导教师是姚宝仓,刘森、余良模等当时知名的演奏家常来这里为学生讲课,进行辅导,使得周耀锟的演奏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在当年这批队员中,周耀锟年龄虽小,演奏水平却是最高的,独奏节目非他莫属,几年之间,在节日庆典、迎宾、国宴等各种场合的演出中,先后独奏了上百场之多,可谓少年成名。很多专业团体,演奏名家都知道少年宫民乐队有个叫周耀锟的孩子,对他给与了特别的关注。

  进入四中后,四中严谨的学风,老师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不仅使周耀锟学到应掌握的基础文化知识,更使他的学习能力、个人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尤为难得的是,教音乐的凌青云老师自不待说,这是位通才,学贯中西,无论声乐、器乐,样样拿得起来;倪宝恕老师书画琴艺俱精,有传统文人风范,更兼其得蒋风之的亲授,二胡造诣非同一般;班主任史会仁老师那时刚刚留校任教,与学生们亦师亦友,亲密无间,像大哥哥般地关心着学生们的成长。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周耀锟以后成长所起的作用,令他至今难以忘怀。和我说起这些50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言语之间,感慨尤深。“四中的学生都有远大志向,这是这所学校的传统,而学校特别注重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走出校门后,大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应该是四中校友感恩母校,而母校四中,对历届校友都有很大凝聚力的原因所在吧。”说到这里,周耀锟还深有体会的指出:“四中对学生的这种教育、培养,绝非生硬说教,而是寓于无形。常常是通过校园内健康向上的整体氛围,老师、学长们的行为风范,言谈举止,于潜移默化之中,熏陶、感染学生,使学生得到提高。”

  虽然只在四中读了初中三年,但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周耀锟记忆犹新。

  上初二那年,少年宫开办二胡培训班,报名参加的学员很多而师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民乐队的老师考虑到周耀锟虽然还只有12岁,但却是参加民乐队时间最长,演奏水平最高的队员,因此安排他当辅导员,周耀锟没有犹豫就走马上任了。尽管好多学员的年龄比他要大,他也毫不怯场,从二胡的基本指法、弓法讲起,连带示范演奏,一点也不含糊。培训班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按自己学习的方法、曲目编写,自己刻蜡板油印,装订成册,发给学员,得到很好的效果,不仅少年宫的老师们说好,还受到学员们的特别欢迎。

  周耀锟说:“当时并没有人对我讲这事该不该做和如何去做,完全是自己做出了接受了这项任务的决定,然后独立完成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四中这样一个环境里,老师的教导,同学间的相互激励,使得每个学生都有一种勇于担当,肯负责任的精神,不仅要多做事,而且要把事情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这种自信心和责任心,也是四中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吧。我常想,如果我当年不是在四中读书,就未必能够做到如此。”

  周耀锟还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四中一向注重体育锻炼。在他上学的那几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的体育成绩,都要达到国家颁发的少年劳卫制规定的标准,而这正是他的弱项。迷恋音乐,有时间就拉琴的周耀锟,素来不喜运动,虽然身体素质并不差,但无论跑步还是投掷铅球,都与劳卫制的标准要求相差甚远。如何“达标”成了周耀锟的一桩心事。而就在此时,同学们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班上提出了“不让一个同学落在后面”的口号,体育好的同学主动拉上他每天去操场锻炼,手把手地讲解动作要领,使他的成绩有了迅速提高,在规定时间里顺利“达标”。除了因此养成的锻炼身体的习惯,使他至今保持着一付好体格外,更重要的是,由此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团结的力量,让他受益终身。他说:“我能在国家乐团担任那么多年的首席,这与我的业务水平当然有关,但更多的还应该是因为我能够团结所有的乐手,相互协作,共同提高。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四中对我的教育培养。”

  周耀锟所讲的这些50多年前的往事,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无一不留有深深地印记,所以他铭刻于心,从未淡忘。他还对我讲了四中民乐小组的一些事情,而正是受这个民乐小组成员的影响,促使他走上了专业演奏家的道路。

  倪宝恕老师在校担任教导主任的时候,受他的影响,四中有不少喜欢民乐的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定期活动,相互切磋技艺,还经常举办一些演出,周耀锟也参与其中。与此同时,那时他还常去宝禅寺胡同(即现在的宝产胡同)的广播文工团民乐团向专业演员请教,接受指导,不仅二胡演奏技艺有所提高,而且掌握了一定的乐理基础。

  民乐小组的同学大多是高中生,在他们的鼓动下,初三那年,周耀锟萌生了要考音乐学院附中的想法,恰巧这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天津音乐学院来京招收插班生,周耀锟跑去考试,自我感觉被录取应没多大问题,但不知何故,却没有如期接到录取通知。不久,民乐小组的几个高中同学又告诉他说,中央歌舞团的民乐团要招学员班,相约大家一起去报考,他就跟着去了。周耀锟告诉我:当年的文艺团体招生不比现在,考生全凭实力,所以相对简单,现在回想起来,考试过程不繁复,录取通知书也很快就接到了。

  应该说,周耀锟的本意是去音乐学院附中上学,但没接到附中的录取通知只好退而求其次,周耀锟很快就在四中办了退学手续,进入了中央歌舞团的学员班。

  多年以后,周耀锟在与友人的一次聊天中才听说,在他报考中央歌舞团之前就已被音乐学院附中录取,只是不知何故,两个月后,音院附中的老师才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四中找他,而此时他已到了中央歌舞团的学员班了,老师找到歌舞团,团里不肯放人,甚至不让来人见他,无奈之下,音院附中的老师只好作罢。

  与音乐学院失之交臂,让周耀锟心存遗憾,但在学员班里,由于有李焕之、谷建芬、陈朝儒这样的音乐大师亲自给他们上课,让周耀锟眼界大开,提高很快。尤其是频繁的演出使他有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和与乐队的合作意识,这些在音乐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学员班学习结业之后,一部分学员留在歌舞团,周耀锟和另一部分学员则被选拔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乐团,那年他才15岁。

  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50年,周耀锟一直没有离开中央民族乐团,多年来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二胡艺术,无论是演奏、创作、教学以及乐器改良诸方面都有着精深造诣,被海内外媒体誉为“二胡艺术大师”。

  通过多年的舞台实践,周耀锟的演奏快捷明亮,逐步形成了刚柔相济,粗犷朴实的独特的演奏风格。尤其是他左手的快指换把异常敏捷,加上右手的运弓如飞,被二胡同行誉为“中国的帕格尼尼”。

  说起二胡的演奏技巧,周耀锟告诉我说:“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表现力的拉弦乐器之一,有它自身独特的外型构造特征和演奏要求。从外型构造上看,二胡给人一种‘制作简单’的外象,因为它既不像西洋拉弦乐器那样有指板可以自动控制演奏者的触弦力度,又不像键盘类乐器或某些弹拨乐器那样具有固定音高可依赖,而是要顾及到弓法指法的正确运用,如触弦位置和触弦力度的控制,运弓角度和运弓力度的控制等一系列技术要求,所以演奏技巧并不简单。而且,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技术问题,方可谈到二胡的音准、音色和艺术表现力问题。二胡学习者必须在坚持不懈地练习中,锻炼出敏锐的音准与音色的听辨能力。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二胡演奏家。”

  正是经过了这样长期的刻苦努力和坚持不解的练习,周耀锟才取得现在的成绩。他在民族乐团担任乐队首席长达20多年,团里的年轻乐手无一不把他当做学习的榜样,二胡演奏员更是得到他的亲手指点、帮助。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化部艺术团体业务考评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周耀锟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为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发现和培养新人,近年来,周耀锟多次在全国性的二胡及民族乐器演奏比赛中担任评审委员,并受全国各大音乐学院、艺术学院聘请,讲学授课,培养了大批青年二胡演奏人才。

  为丰富二胡演奏曲目,他创作改编的二胡乐曲达30余首,成为在音乐会上经常上演的曲目,其中有些还与交响乐团合作,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演出,取得了极高的评价,为二胡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由其主编出版的《全国二胡考级教材》、《二胡练习曲选》,编写及录制的曲谱及CD、录音带,更是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其代表作有《音乐会练习曲》、《第二音乐会练习曲》、《川江魂》、《晋中忆事》、《黄河》、《雪山盟》、《杜鹃花》等。邮电部还在2007年11月为他出版发行了一套《二胡大师———周耀锟大型珍藏邮票纪念册》。

  今年周耀锟虽已65岁了,但依然为中国民乐发展不辞劳苦的努力工作着。为培养民族音乐的接班人,先后担任三所北京中小学校金帆乐团的艺术指导。这次返校,他向母校赠送了自己的作品,并表达了要为母校建立一支国内最好的中学生民乐团的心愿。“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周耀锟为中国民族音乐付出的努力,曾感动过无数舞台下面的听众,而在与我的交谈过程中,他所追求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精神境界则深深地打动了我。记不清是何人所言: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运动形态与人的极富动感的内心世界有着极其相似性,这就使得音乐成为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载体。只不过在这个充满喧闹的时代,真正能静下心来欣赏它的人却不是很多。周耀锟一生都在努力使阳春白雪,不再曲高和寡,从而也让四中校友进一步看到了“四中精神”的所在。


张乃久(62届初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