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
周大地(65届校友)
 

  六年的时间,四中给了我们一些终身受用的财富。从学识方面讲,在四中打下的基础直到现在仍然有用,一些基础性的物理化学数学知识,还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在社会科学方面,尽管当时我们年轻幼稚,难免犯晕,但四中培养我们对理想的追求,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责任感是形成我们个人人生观的重要阶段。虽然历经了“文革”的冲击,这种民族自强,中国要兴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情感却一直保持下来。

  1983年我第一次出国,一个人到意大利近1个月。当时看到的一切都是一种冲击。1985年参加日本筑波国际博览会,中方一行14人,还是几乎清一色的为出国赶制的灰、蓝西装。1986年到奥地利参加国际合作研究项目7个月。体会了维也纳的美丽,多瑙河的多彩多姿,施特劳斯的影响,奥匈帝国曾经的辉煌,美泉宫,茜茜公主……也看到了欧洲的社会福利体系:教育是免费的;有发达的公交系统,奥地利的富人我们几乎见不到,而穷人也不会流落街头,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而且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包括很好的地区,和别的住宅互相交融。

 
 


  在奥地利时应邀到波兰克拉科夫开会,正赶上团结工会活动的高潮期,许多人消极怠工,波兰人民食品匮乏,博士请我们到家里吃饭都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一再地表示歉意。我深深感到了计划经济的不足和弱点。

  1988年开始参加中美能源论坛,1989年春天第一次到美国访问,访问了美国能源部、环保局、国会和一大堆研究机构。还到当时的参议员戈尔(后来的美国副总统)的办公室拜访了他。

  1989年8月又到了美国,在劳伦斯柏克莱试验室做访问学者两个月。这次有时间到旧金山周围跑跑,深感美国的地方大,环境优美。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时间搞研究,没有那么多政治学习和会议。我们当时在国内连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差别太明显了。但是看到美国的报纸对中国的报导,也觉得美国媒体的有色眼镜颜色过深,很多事情和事实相差甚远。

  1990年参加计委和世行的合作研究项目,到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工作9个月。这次住华盛顿郊区好的居民区,合住一个有4室两厅的房子。生活费也比较充裕了。这次经历比较多样,包括撞了汽车打官司,请了律师,出庭听证,打了3个月才算完。通过实践,认识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实事求是。保险公司的保单上明确写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自己犯了交通错误。警察不到现场断案,光听双方说,会说的即使撒谎也有利。

  合作项目本身倒是十分成功,第二年成为世界应用数学奖的最后5个提名奖获得项目之一。

  1991年又到美国太平洋西北试验室做访问学者半年,和一家美国人住在一起,住他们的basement(地下室),半地下室,把美国的电影看了个够,了解了5万美元年薪的美国人是如何过日子的。开车跑了不少地方。当时美国方面答应给我再签3年工作合同,由于看到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我还是如期回国了。就是一颗爱国心,就是不服气。当时感到,美国研究人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达到。美国人生活好,是整个水平较高,每个人只要在其中成为一分子,就可以水涨船高。中国人要想赶上去,只有整个社会的水平提高才行。当然,当时如果留在美国(我当时可以申请绿卡而且在期限之内),个人也可能生活得不错。不过为其他国家卖力,特别是还把中国当潜在对手,无论如何与我的人生追求不一致。

  从1992年起,我担任了能源研究所的副所长,又参加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工作,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成员,参加了第2、3、4次科学报告的编写。发起成立了北京能源效率中心,是中外在节能方面合作的最早的一批。这一时期出国很多,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国十多次,先后去了几十个国家。包括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去了6个国家正好分布在非洲的东南西北中,还有亚洲许多国家,以及大洋洲。有一次为节能问题和计委的几位司长专访美国加拿大,两周共起降29次,每天谈3、4个单位,累得领导们8点半就要躺下睡觉了。1997年克林顿访华时,应邀参加他的小型圆桌座谈会,和克林顿一行一起游漓江。应邀给美国参众议员办过3次中美关系培训班,给英国国会议员办过专题讲座。在洛克菲勒纽约附近的家里住过3次,起草国际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这些经历使我对全球能源政策的发展有较多的了解,对研究我国能源政策和战略也是很好的参考依据。1998~2002年应邀担任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科技顾问。2000年和2007年两次获得OECD国家气候变化技术促进国际奖。

  感受最深的有几点:

  一是对历史的认识。我深深感到,中国不能靠老祖宗吃饭。在我们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传统骄傲和感叹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现在又如何才能重创新的辉煌呢?如果我们所有的努力仅仅是争取50年以后和现在西方国家差不多,那是多么难堪的未来呀。

  二是社会制度的思考。中国复兴靠什么?现在还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可见四中的传统还在起作用。去了那么多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感到资本主义还有很多活力。特别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斗争了这么多年,许多具体的东西已经融合到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去了。西欧国家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系统,至少活不下去的人不多了。对贫富差别的控制使社会矛盾不那么尖锐了。公共物品的提供比较充分,例如住房、医疗保障、公共交通,许多人也没有那么多的发财梦,因为发财不易,只能安心过小日子吧。在柏林好像还有以马克思为名的居民建筑群,就是为相对贫穷的人们盖的,迄今维护得很好,完全不是贫民窟。美国还更有“活力”,还在制造发财梦,也有人实现,例如代表人物比尔·盖茨。美国人的房子大,资源丰富,处处老大思想,拼命批评和贬低别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是生活方式不能变。美国政府公开的目标就是要维持美国在各方面的领先地位。但是从第一次去美国到现在将近18年,感到美国人的生活变化不大,特别是“9·11”以后,可能新增加的GDP都用在搞反恐了。上次美国总统竞选时,我正好在美国和一帮美国的环保派高层一起看了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当时就感到怎么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废话,例如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民主党的克里只是批评布什打的方式不对,而不提伊拉克战争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战争。问美国朋友,答曰如果在辩论中提出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观众就会认为提出问题的人过于奇怪了,反而不被理解。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多少人死了不感兴趣,只有自己人才值钱。

  我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环境保护的力度:天空是蓝的,水是清的,到处都很干净,历史建筑物保护得认真,城里公园很多,各种公共体育设施随处可见。人们似乎并不比我们工作更辛苦,考虑问题往往还没有我们这样仔细,我的美国朋友甚至有些管理问题也来向我个人请教。当然美国人也有工作十分投入的。美国开出租车的年收入也可以有三五万美元,而且决不会一天要在街上跑十几个钟头。这样的高收入水平是如何得来的?

  再看看发展中国家,几乎仍然都很落后。非洲国家基本上还在工业化阶段以前。南非可以算是非洲的最大经济强国,但我们去的海滨游览区对本地穷人还不开放,使人想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过去。问题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这样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怎么产生的,现在又是如何维持的,为什么这种差别消除起来如此困难?

  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二次世界大战也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呢?世界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真正靠自己力量成为发达国家的。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市场经济是否能够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呢?看来答案很难是肯定的。保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别,就是发达国家维持自己的富有的前提。发达国家已经把蓝领阶层减少到最低程度了,在欧洲做底层劳工的,例如打扫卫生、收垃圾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北非和原东欧的人,美国则是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新移民或非法移民。我去过的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当政的,也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富不起来呢?中国人太多,但不少发展中国家人口不多,资源相当丰富,也有一部分人完全在西方接受教育,成为当地的高层,但仍然搞不出个新的资本主义富国来。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没有一种革命,没有一种用像共产党这样的理想把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动员和团结起来的进程,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实现真正的经济起飞的。难怪拉丁美洲有古巴受到普遍尊重,查韦斯要搞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中东产油国的亿万富翁本·拉登要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且大有追随者。中国如果不认真考虑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定位,不能想办法解决在国际分工中仅仅充当发达国家的“工场”和“蓝领”低工资劳工的问题,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仍然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关心政治是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一种财富。四中的传统之一,也是以报国为己任。我们现在基本都已经退休了,可以安享天年了。不过四中的影响还在,写点回忆,就扯上国际国内了。我们带着革命理想进入社会,个人经历不同,现在对理想的感触也大不一样,可能剩下的就是思考和空议论了,行动让年轻人去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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